| 學達書庫 > 現代作品 > 必有人重寫愛情 | 上頁 下頁 |
| 六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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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一八二六年秋天,在瑞士一個小鎮舉辦一場靜悄悄的婚禮。這婚禮是必要的,因為孩子第二天就要出生了。孩子他爹叫約翰·薩特(Johann August Sutter),兒子跟他同名同姓。老薩特那時只有二十三歲。他曾在出版社學過徒,熱愛書籍華服和各種娛樂。後來做乾果布匹生意,都失敗了,因債臺高築而面臨牢獄之災。一八三四年五月十三日,他越過邊境進入法國,再乘船到美國,留下債務、老婆和五個孩子。 他在新大陸到處闖蕩,尋找機會。偽造了個軍銜,他轉身成了「薩特上尉」。一八三九年六月他乘船抵達現在的舊金山,那時還只是個小村子。墨西哥總督會見他時,被其殖民夢說服了,把方圓幾十英里未開發的土地許給他。同年八月中旬,他和手下人乘帆船沿薩克瑞門托河(Sacramento River)逆流而上,在與美國河(American River)的交匯處落腳。接著他用土地為信貸,買下一家快要倒閉的俄國皮毛公司,連同牛馬槍炮一起運到定居點。為防範持敵意的印第安人,他決定建造要塞,並用拉丁文命名他的王國為新瑞士(New Helvetia)。 我們一行三人來到薩特要塞(Sutter's Fort)。四年前德國的顧彬教授一家來做客,他的德文導遊書把我們引到這兒。顧彬把解說詞咀嚼一番,長歎了口氣。顧彬歎氣是常事,但那回特別。我琢磨,准是老薩特的非理性精神和虛榮心讓他惱火。說來這要塞甚至比不上一個中國的地主宅院。土坯圍牆約莫十五六英尺,其中包括麵包爐鐵匠鋪木工房酒窖馬棚。午後的陽光讓人困倦。我們最後進入位於要塞中心的三層樓房,這裡是制高點。 老薩特坐在他的辦公室。他是個殖民時代的夢想家,其夢想是遼闊的疆土。在鼎盛時期,他占地近五萬公頃,有牛馬羊無數。他慷慨大方,為那些新移民免費提供食宿,派人上山營救困在風雪中長途跋涉的隊伍。而瑞士的老婆孩子卻掙扎在貧困線上,沒任何資助。他感到內疚,以長子的名義要求擴充地盤。戰亂爆發了,他為墨西哥出錢賣命,從冒牌上尉搖身一變成了民兵將領,總督賞給他更多的土地。墨西哥戰敗。一八五五年,美國聯邦土地局起訴他,沒收了三分之二的土地。 一八四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下午,老薩特午睡後正在寫信,只見他派去建鋸廠的馬索爾(James Marshall)匆匆趕來,神色怪異。他把一包金礦石放在桌上,說是在挖漕溝時發現的。老薩特叮囑他千萬保密。但這消息不脛而走,於是浩浩蕩蕩的淘金大軍從四面八方湧來。 那黃金照亮的瞬間,成了老薩特一生的轉折點。這種稀有礦石,本來能讓他成為加州首富,最後卻毀了他。轉眼間,剛建立的帝國秩序土崩瓦解。他手下人紛紛辭職去淘金,外來者任意侵佔他的土地;要塞成了輸送礦工的中轉站和各種交易的集市,人們順手牽羊偷走他的財產。 同年九月小薩特抵達,目睹了席捲大地的淘金熱。在被遺棄了十四年的兒子面前,老薩特感情複雜,讓他羞愧的是其王國的衰敗。他債臺高築,當年向俄國皮毛公司借的錢一拖再拖,對方要求以土地抵償。他不得不把其財產轉給小薩特。一八四九年年底,要塞以七千美元的低價賣掉。不久他妻子和另外四個孩子從瑞士來,全家團聚。老薩特決定退休,和家人住在他的豪克農場(Hock Farm),直到一八六五年夏天他們的房子被大火吞噬。 由於淘金熱,薩克瑞門托河的碼頭附近日趨繁華。小薩特接手父親的產業後不久,動了修建城市的念頭。他出售土地,開始著手城市規劃,大興土木。他本想命名為薩特市(Sutter Ville),遭到另一地產商的反對後隨即放棄。一八四八年年底,這未來的加州首府正式得名薩克瑞門托市。 消息傳來,退隱農場的老薩特氣壞了,他朝思暮想的王國——薩特市,因為這個不爭氣的兒子而灰飛煙滅。他試圖從中作梗,但為時已晚。為此他一直不肯原諒小薩特。 小薩特不斷出售土地以還清債務。他和父親一樣毫無商業頭腦,不知道夢想與現實的界限。他的律師和地產商合夥坑騙他。病困交加中,他離開薩克瑞門托,在墨西哥一個港口城市定居。一八五五年,他回到加州,通過律師提交了一份完整的陳述,說明他和父親是怎麼上當受騙的。它六十年後得以發表,描述了淘金熱中那些肮髒的交易,成為重要的歷史文獻。 老薩特去華盛頓告狀,他想索回被剝奪的土地,並試圖得到因當年幫助移民的某種補償。這位殖民主義的冒險家,離開加州時一文不名。他和家人定居在華盛頓附近的小鎮。這場官司曠日持久。一八八〇年六月十六日,國會休會,並未通過薩特法案。兩天后,他死在國會山附近的小旅館裡。六個月後他的妻子病故,和他安葬在一起。 一九一五年夏天,小薩特的遺孀帶女兒來到薩克瑞門托。小薩特的女兒寫道:我和母親作為墨西哥革命的難民回到薩克瑞門托,這實際上由我父親創建並得益於他捐贈公園的城市,不僅沒有對我們的某種認可,甚至可以說對我們關上大門。 §十四 去年春天,艾略特從紐約來柏克萊開會,我們一起去舊金山看望他的老朋友G。他住在離金門公園不遠的住宅區,相當僻靜。G長我一兩歲,小個兒,蓄著鬍子,說話快,多少有點兒神經質。他夫人D是尼加拉瓜詩人,雍容大方,有一種難捉摸的美。那是兩室一廳的單元,陳設簡單,有一種匆忙的痕跡。原來他們剛搬家,書還沒來得及拆包。聊了一會兒,我們去附近一家上海館子吃午飯。G送給我他剛出版的詩集,以及他翻譯的D的詩集。 一個多月後,我接到G的電話,他們夫婦要來戴維斯朗誦,約好一起吃晚飯。我們在「芥末籽」(Mustard Seed)意大利飯館見面。由大學請客,連主賓帶學生外加我們跟著蹭飯的,滿滿一長桌。一個尼加拉瓜女學生坐我身邊,對D充滿景仰,說是她心目中的女英雄。席散興未盡,我請他們夫婦到我家再喝一杯。杯光斛影中,只見他倆眉目傳情,心有靈犀,要說歲數可不小了,竟有年輕人一般的戀情。那一晚,從美國底層生活到詩歌,從越戰到拉丁美洲的革命,詞語跳躍閃爍,在昏暗中拉開一幅歷史的長卷。 G出生在匹茨堡一個工人家庭。爺爺是鋼鐵工人,因工傷失去了兩條腿,卻未得到賠償。父親是運送冰塊的卡車司機,自幼他就常跟著父親幹活。他是個夢想家,常去博物館圖書館閒逛。有一天,他從圖書館書架上抽出一本綠色封皮的書,裝幀精美,讓他歎為觀止。這是十九世紀出版的惠特曼的《草葉集》。就這樣,一個大詩人和一個窮孩子相遇,前者把後者照亮。就在那一瞬間,他決定以後做個詩人。 由於跟父親關係不好,他十二歲離開家。頭兩年還時不時回家看望母親,以後就慢慢斷了聯繫。他露宿街頭,靠幹各種苦活為生,但一直堅持上學。他常常泡在圖書館。在惠特曼的指引下,他開始寫詩。十八歲那年他決定去當兵,這是繼續受教育改變命運的唯一出路。 作為醫務護理員,G先在利比亞的美軍基地待了一年半。一九六九年三月,他被轉到越南的野戰醫院。剛一到他就對那場血腥的戰爭充滿厭惡,在每天的死亡面前,國家的謊言是多麼蒼白無力。這厭惡很轉變成行動:從秘密張貼反戰標語開始,到拒絕每天早上的出操。一九七〇年年初,他被送上軍事法庭。 「自一八九八年美國出兵跨過自己國界,這戰爭從來就沒停止過,從媒體到政治家謀略,模式相似,但規模越來越大,越來越殘酷。」G感歎道。 他在軍事法庭上贏了。退伍後,他回美國上大學,最終拿到文學碩士學位,他搬到舊金山。他熱愛東方文化,從中國古詩詞到日本俳句,又從日本俳句轉向武術。一九七八年,他去日本京都拜師習武一年,靠教英文為生。後來日本一家基金會請他去做訪問學者,又是一年。 除了寫詩教書辦文學刊物,他還從事一項龐大的計劃,即把詩歌貼在全美十六個城市的十四萬輛公共汽車上。我就參與過這種集體閱讀活動。由於車廂擁擠,一旦你被卡在某個角度,那非讀不可。 六年前,G在一個詩歌活動上遇見D,墮入情網,使兩個傳奇故事連在一起。 D出生在馬那瓜(Managua)的一個文化世家,其家族成員幾乎個個對尼加拉瓜的政治文化都有影響。她是在天主教學校那保守刻板的氣氛中長大的,十七歲剛上大學她就捲入政治旋渦。在反對索摩查(Somoza)獨裁統治的革命期間,作為民族解放陣線的戰士,她一直從事地下鬥爭,最後成為流亡的山第諾電臺(Radio Sandino)的播音員。革命勝利後,她進入尼加拉瓜新政府,做了文化部副部長。「那時我們的內閣成員大都二十多歲,每次出國開會都讓人眼睛一亮。」她驕傲地對我說。 她在任期間,和當時的文化部長著名詩人卡丹泰爾(Ernesto Cardental)密切合作。她主要負責的是拯救尼加拉瓜藝術,開展全國性的識字運動。他們組織各種詩歌工作坊,甚至連拳擊手都在學寫詩。這一傳統持續至今。 他們告辭了,平行的車燈在黑暗中摸索。此後都忙,除了寄書寫信發電子郵件,一直無緣見面,直到前不久,我們在愛爾蘭的詩歌節上重逢。我朗誦時,由G介紹我並讀我的詩的英文翻譯。我們一起泡酒吧,在喧囂中乾杯。 我路上正好帶著D的英譯本詩集《兇猛的泡沫》(The Violent Foam),這書是他倆合譯的。G在序言中這樣寫道:「D和我在本書互相轉換,幾乎可以說融化在一起,以至於她的童年成了我的童年,她的家庭成了我的家庭,反之亦然,在我們相遇之前,我們已有交融藝術理想的特殊經驗。當我們相遇,詩歌成為我們雙方生命的基礎與動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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