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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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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從聶魯達黑島故居回來的第二天中午,我在旅館餐廳見到哥倫比亞詩人哈羅德,他似乎一下老了十歲,滿臉病容,圍著紅圍巾裹緊大衣縮在桌角。他說他昨天喝多了,舊病犯了,現在只能靠流食維生。我問他是不是胃病?他說他根本就沒有胃了,只能靠大腸消化。我說那你正好像鴿子一樣,可自由飛翔。 他住在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曾是拉美現代文學的教授。九十年代初在北京的《今日中國》當了三年專家,回國時帶了個叫雪梅的中國媳婦。雪梅在哥倫比亞生活了五年,由於內戰的恐怖氣氛和街頭暴力,再加上外國人的種種困境,最終棄他而去投奔美國。「她是個好女人。」哈羅德感歎道。哈羅德一輩子結過五次婚,後兩任都是中國人,看來他准有個中國情結。 我五年前去哥倫比亞麥德林參加詩歌節。那裡處於內戰狀態,政府基本上只能控制大城市。據說一支左派遊擊隊揚言,凡家產五千美元以上的均屬綁架之列,不用說美國人,我看連中國白領差不多全都夠格。而哥倫比亞人特別熱愛詩歌。詩歌節開幕式是在體育場,聽眾有上萬人。我走南闖北,也從未見過那陣勢。哥倫比亞人還酷愛跳舞,街上到處搭著檯子,只要音樂一響,行人就踩著點兒翩然起舞。對於常年被戰亂困擾的人們,詩歌舞蹈恐怕像空氣和水一樣必要。 第二天凌晨五點我被電話叫醒。我們要到智利北方的重鎮卡拉瑪(Camala),那是詩歌節的一部分。我們一行包括半打詩人一個智利歌手一個口譯,由詩歌節主任何塞領隊。在機場喝了杯濃咖啡,生銹的英文系統終於像鐘錶走動起來,我開始跟同伴們搭話。這半打詩人來自不同的國家:愛爾蘭、斯洛文尼亞、葡萄牙、巴西和智利,只有我身份不明。 在飛機上我睡著了。我的夢和飛機翅膀一起偏斜,夢醒,我們已降落在沙漠中。卡拉瑪位於在阿塔卡馬沙漠的中心,據說這是世界上最乾旱的沙漠。連沙漠也分等級,那最幹的應為上品吧。 相當於中國文化局一級的當地幹部在機場迎候,語言不通,但他們粗糙的手顯然與土地與勞動有關,讓人感到溫暖。到機場附近的旅館安頓下來,緊接著是排得滿滿的時間表。 愛爾蘭詩人保爾(Paul)和我是老熟人了。他出生在北愛爾蘭鄉下,大學畢業後在貝爾法斯特(Belfast)的BBC幹了十多年,一九八七年搬到美國,進入頗具美國特色的「創作專業」體制,多年媳婦熬成婆,現在是普林斯頓大學的講座教授,兩年前獲普利策詩歌獎。他是個好玩的傢伙,機智幽默且急躁。每次汽車發動,他都模仿馬的嘶鳴;一刹車,他又發出馬的哀號。他得意揚揚對我說,他三歲就敢站在馬背上。看來大學體制的鞭與軛,還是沒馴服他。他會突然大叫大喊:「嘿,來點兒搖滾樂。」然後在自己想像的舞臺上哼哼唧唧,荒腔走板,重溫當搖滾歌手的夢想。可想當年披頭士,給多少愛爾蘭的鄉下窮孩子帶來希望。 我們先去了兩所私立學校。第一所叫「達·芬奇」。教室裡,身穿校服的學生們表情嚴肅好奇。若沒有四十年的距離,我應調換位置坐在他們中間。先由幾個學生背誦聶魯達的詩,然後輪到我們念詩回答問題。他們的問題都很有意思,比如一個女孩子問:「詩人為什麼不能又年輕又成熟?」讓我們這幫既不年輕又不成熟的詩人瞠目結舌。保爾對我說:「問得好,這都是最古老的問題。」如果我坐在他們中間,一定會問臺上的我:「那個東方詩歌大國真的存在過嗎?」 擔任口譯的小夥子由於高原反應(海拔二千四百米)而虛脫,送回旅館休息。我也檢查了一下自己腦袋,除了慢沒什麼毛病。口譯一撤,我們這些不懂西班牙語的像斷了線的風箏,讓何塞傻了眼,幸好有歌手馬利奧(Mario)。他在紐約住過多年,英文流利,到另一所學校就由他來翻譯。馬利奧比我小幾歲,平時挺溫和,唱起歌來像獅子一般,讓人驚悚。 何塞長得很帥,走路雄赳赳氣昂昂,帶動一頭披肩髮,好像在波浪中行進。他有點兒傲慢,我想這跟他完全不懂英文有關。每次朗誦前一分鐘,他才跟我商量朗誦內容。平時照面,我們就像兩個啞孩子,連比畫帶猜,實在急了就蹦出法文:「Ça va?」(怎麼樣?)「Ça va bien.」(挺好)。 下午我們去附近的丘基卡馬塔銅礦參觀。這是智利最大的露天銅礦。自一九一五年煉出第一根銅棒以來,智利大部分銅礦掌握在外國特別是美國資本手中。據統計,從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四十年間,美國從智利銅礦獲取的利潤高達三十七億美元。一九六五年智利國會通過「銅礦智利化」法案。根據這項法案,智利政府通過購買股份得到美國銅礦公司的部分管理權和所有權。一九七〇年阿連德政府乾脆將外國銅礦公司收歸國有,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智利銅礦產量至今仍世界第一。最先使用青銅器的中國如今卻缺銅,成為智利銅的主要進口國。 我們戴上安全帽,搭乘大轎車來到礦坑邊。這礦坑長四點三公里,寬三公里,深近一公里。站在參觀臺上向下望去,一輛輛裝滿礦砂的卡車像玩具車緩緩爬行。而這些載重三百五十噸的礦車巨大無比。站在車前合影,我們還沒有它軲轆高。 礦區小鎮一排排簡易房是統計數字以外的現實。那支勞動大軍在繁衍中行進,世世代代,就像沙漠中的河流一樣帶有宿命的悲哀。可以想見,礦工兒子唯一的出路就是當礦工,他們很難娶上媳婦,只有更窮的農村才能填補這空白。晚上在卡拉瑪市中心的小廣場朗誦。隨何塞的聲聲召喚,我們躍上一個西班牙式的六角形亭子。擴音器吱吱嘎嘎尖叫著。街燈搖曳,人影聚散,詞語迷失在夜空中。有時候我覺得朗誦並非為了讓聲音留下痕跡,而是為了消失,特別是消失在異地他鄉,歸於虛無。那是一種能量的釋放。 我們被帶到一家畫廊,有紅酒點心有官員致辭有本地詩人朗誦。小地方的鐘錶慢,眼見著這慶典奔向午夜。保爾不耐煩了,嘶嘶地跟我抱怨,滿嘴髒話。我試圖安慰他,讓他從美國東部的精確時間中解放出來。我坐在幾個本地詩人之中,其中有個六十開外的男人會講一點兒英文。他把剛剛出版的詩集送給我,磕磕巴巴說著什麼。他是個美術設計師,住在另一個小鎮,昨天才開始參加文化中心詩歌組的活動。這讓我想起中國某個偏遠小鎮的詩人聚會。看來只要有人煙的地方,詩歌這古老的手藝就不會失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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