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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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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內達宮內外對比懸殊。軍方是坦克大炮直升飛機;阿連德手下百余人中多是文職官員和家屬,只有五挺機關槍等輕型武器。十點四十分,在短暫的停火間隙,阿連德命令身邊的內閣成員放下武器離開,他的兩個女兒和大部分婦女也隨後撤走。他還解除了衛隊的職責,讓他們自己選擇,結果十七名衛兵全都留下來。十一點五十五分,軍方出動兩架獵鷹戰鬥機,發射了十八枚導彈,地崩山搖,莫內達宮一片火海。下午一點三十分,軍隊發起最後進攻,士兵沖入總統府。在二層樓的阿連德對最後幾個人說:「每個人都放下武器下樓,我是最後一個。」當別人執行命令時,他獨自退入獨立廳。據最後撤離的總統醫生吉洪說:「我看見總統坐在沙發上,用腿夾住半自動步槍扣動扳機。我親眼所見,卻沒聽見槍聲,他身體抖動,頭蓋骨掀飛了。」下午兩點二十分,士兵沖進獨立廳。帶隊的帕拉索斯將軍命令封鎖現場,向聚集在國防部的政變首領報告:「任務完成。佔領莫內達宮。總統已死。」 幾乎在同一時刻,遠隔千山萬水——在中國,在北京遠郊東方紅煉油廠的建築工地上,一個滿身汗鹼的建築工人正捏著皺巴巴的《參考消息》,注視著事態的發展。第二天中午,他蹲在食堂內舞臺的大幕後吃午飯,急忙打開剛到的《參考消息》,頭版就是阿連德總統戰死的報道。讀罷,他忍不住流淚了。那建築工人就是我。要說那年頭,一個中國苦力跟智利總統有啥關係?那就是我們那代人的國際主義情懷。記得當時正讀海明威的《喪鐘為誰而鳴》——那為阿連德總統敲響的喪鐘也是為我,為一個中國憤青敲響的。「國際主義」與「全球化」是不同年代的時髦用語,乍聽起來大同小異,實則有天壤之別。「國際主義」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全球化」是不明國籍的富人合夥坑蒙拐騙。 大型紀錄片《薩爾瓦多·阿連德》正在智利上映。導演古斯曼在軍事政變後流亡到巴黎,當時年僅二十九歲。在這部紀錄片中,他以重返祖國的流亡者的個人化角度,通過對一系列見證人的採訪,再現了軍事政變那一幕的阿連德。 作為社會黨創始人之一,阿連德於一九七〇年當選為智利總統。而新政府面臨著巨大的經濟困境:百分之三十的通貨膨脹率和百分之二十的成年男性失業率,以及十五歲以下的兒童有一半營養不良。阿連德決定實行財產再分配,提高工資,控制物價,對銅礦和銀行實行國有化(壟斷銅礦業的是兩家美國公司)。由於阿連德的試驗操之過急,勢必和商業利益發生衝突,造成社會震盪。智利經濟在他上臺的頭一年攀升,接下來兩年是災難性的衰退。 基辛格後來承認,一九七〇年九月,尼克松總統命令他策劃反阿連德政府的政變。一九七七年,尼克松首次承認美國捲入政變,他說:「對於美國的安全來說,智利的右派獨裁要強于左派民主。」自一九九九年起,克林頓總統下令先後公開大批解密文件,揭示了尼克松政府通過綁架、暗殺、收買和經濟制裁等種種手段,策劃並介入了「九一一」軍事政變。就在政變發生後的第五天,尼克松總統對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說:「在這次事件中我們的手沒有露出來。」基辛格回答說:「也就是說,我們沒有幹,是幫助他們……盡可能地創造條件。」這是尼克松與基辛格的一段電話錄音。在公佈這些解密文件的同時,白宮發表聲明承認:「美國政府在這一時期同意採取的行動加劇了(智利)國內政治的分化,從而影響了智利民主選舉和法治的正常進行。」 政變成功後,軍方實施戒嚴與宵禁,解散國會和左派政黨,大規模捕殺反對派人士,二十五萬人流亡到國外。到一九九〇年皮諾切特退位,軍事獨裁統治持續了十七年。二十五萬人加十七年,那意味著智利一代精英被耗盡。然而在流亡者中產生了一批重要作家,為一個國家陰鬱的背景留下了亮色。目前南美最著名的女作家之一伊莎貝爾·阿連德就是其中一個。她是阿連德總統的侄女。政變發生時她三十一歲,她的許多親人被監禁,到處躲藏或逃往國外。十八個月後,她和丈夫及兩個孩子流亡到委內瑞拉,隨身帶著把她家花園的泥土。她說:「我生命第一階段結束於一九七三年的那個九月十一日。」流亡期間,基於跟祖父的通信,她完成了長篇小說《幽靈之家》,展現一個智利大家族幾代人的變遷。這部小說為她帶來巨大的聲譽。「我構建我的祖國的形象時就像人們玩智力拼圖,只擇取適合我設計的部分而忽略別的,我並不只屬於一方水土,而是好幾方。」她又說:「寫這部書是為了重新接近我失去的祖國,跟我四散的家人重新團聚,讓死去的親人形象復活,保存對他們的記憶,當時的流亡生活已開始侵害這些記憶。」她最近出版的回憶錄《我所創造的國家》,尋找的也正是這種記憶。 伊莎貝爾滿世界漂泊後,定居在加州。她在接受採訪時說:「我算明白了,我永遠都成不了一個地道的加州人,但是我並不假裝是其中一員。我所期望的不過是獲得駕照,把英語學到能夠看懂餐館菜單的地步而已。」 參加詩歌節的智利詩人薩吉歐也屬於那二十五萬分之一。在去聶魯達黑島故居的路上,他對我說:「我的生活一直都很混亂,某些碎片遺失了,顯得殘缺不齊。」要說淮南橘子挪到淮北都不能叫橘子了,可薩吉歐從南美移植到北歐仍叫薩吉歐。他有一雙悲天憫人的眼睛。二十年的流亡生涯給他帶來語言的財富:除了英語法語,他還會講一口流利的瑞典語挪威語。 他追憶他的童年,追憶他的故鄉瓦爾帕萊索。他自幼喜愛詩歌,聶魯達和米斯特拉爾是他的偶像。軍事政變就是從他的故鄉開始的。那一天徹底改變了一個國家及其詩人的命運。二十六歲的薩吉歐,先被抓進海軍監獄嚴刑拷打了十二天,隨後又在大牢關了三個月,生死未蔔之際,突然被驅逐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剛適應了那兒的生活,一九七四年阿根廷右翼上臺,迫害政治難民,在聯合國難民總署的安排下,他又轉到羅馬尼亞。「為了經濟和安全的原因,我不斷更換地方尋找棲身之處。但對自己的土地和傳統的記憶,超越了我的賤民處境。」他說。 最後薩吉歐輾轉來到北歐,先住在挪威,後搬到斯德哥爾摩,在瑞典廣播電臺任文化記者。北歐成了第二故鄉。「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些年,所有走過的路都把我引向詩歌,那些我認識的北歐作家,給了我評估世界的新向度。我開始在瑞典出版詩集,並獲得認可。在北歐十七年的流亡生活,治癒了我受傷的靈魂。詩歌從大地的深淵拯救了我。」 一九九三年薩吉歐回到了祖國,發現物是人非,自己成了外人。他在一所大學找到教職,但與老闆不和被炒了魷魚。說到此,他用食指在腦袋上畫了個圈:「在軍事獨裁統治下生活得太久了,智利人思維方式被改變了,跟軍人差不多。你知道瑞典那種民主意識,再加上我的芬蘭太太,唉,我在自己的國家感到格格不入。」 兩天后的中午,我在旅館大廳碰見薩吉歐。他西裝革履,說要跟一個大學校長共進午餐,談工作的可能性。看來他仍在掙扎著進入體制,他那條天藍色領帶代表了某種希望。 在當年二十五萬流亡者中有個年輕姑娘,叫巴切萊特。她的父親曾是空軍司令,政變後由於拒絕合作,以「叛國罪」投入監獄,嚴刑拷打,因心臟病發作死在獄中。父親死後,巴切萊特與母親受到牽連,被關進專門迫害政治犯的秘密監獄,吃盡苦頭。她們倖存下來,於一九七五年流亡到東歐。巴切萊特在東歐獲得了醫學學位,回到智利,後成為全國聞名的醫學專家。在治病救人的同時,巴切萊特秘密從事人權工作。二〇〇〇年三月她被任命為衛生部部長,兩年後擔任國防部長,最近剛當選為智利總統,成為拉丁美洲國家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統。這足以告慰阿連德的在天之靈:一粒被風暴卷走的種子,漂洋過海,又奇跡般回到自己的土地,長大成林。 詩歌節最後一夜。朗誦結束後,我們回到旅館餐廳喝智利紅酒,其中有薩吉歐和詩歌節主任何塞,還有日本女詩人白石嘉壽子。薩吉歐告訴我,在座的四個智利詩人中就有三個坐過牢,以何塞最甚,一生被關過五次。政變時他才十六歲,還是個孩子,就被軍人用盡酷刑。通過薩吉歐翻譯,我問及他坐牢的經歷,何塞一時語塞,臉憋得通紅,含著淚水。他終於開口,由於激動而斷斷續續:「……你面前是一堵牆,但必須得穿過去,為了孩子和愛情,不能讓它們永遠留在黑暗中……絕望是必然的,那是我們世界的倒影……在歷史危機時刻,詩人就是要靠自己的心來裝載苦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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