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達書庫 > 現代作品 > 必有人重寫愛情 | 上頁 下頁 |
| 五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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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面對波濤洶湧的太平洋。想當年流水宴席,也有曲終人散的時候。餐廳有個只供男士使用的小廁所,門上貼滿各式各樣的春宮照片,他的老朋友洛爾迦的照片也在其中,大概由於他是同性戀,「內舉不避親」。 有一次記者問他,除了智利,是否想到出生在別的國家。聶魯達斷然回答:「那我就拒絕出生。」他流亡多年,卻一直是智利人民的寵兒。據說他當年在黑島想吃什麼魚,只要用手旗給海上的漁船發個信號就行了。 他的書房很大,擺滿各種稀有的海螺和貝殼,共計一萬五千種,是從世界各地收集來的。他的書桌特別。據說,他一直想找一張和大海相關的書桌。一天黃昏,潮水卷來一塊沉船的木板,他高叫道:「這就是我的書桌!」書房中間有一水池。據講解員說,他每天寫作前後都要洗手。中國古人琴棋書畫也講究沐手焚香,那是種儀式,以示對創造的虔誠之心。 倫敦大學的威爾遜教授寫道:「我看到兩個聶魯達。一個是貧窮的、勞工階級的聶魯達,作為詩人的頭三十年他是所有體制的叛逆者;另一個是浪漫主義者的聶魯達,相信親身經驗。他在印尼、緬甸等遠東國家待了五年,發展出一套十分個性化的寫作風格。可是西班牙內戰改變了一切。」一九四五年,聶魯達加入智利共產黨。在威爾遜教授看來,在南美洲,加入共產黨就解決了所有的歸屬問題,也解決了感情問題。當蘇聯入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後,很多左翼作家和知識分子都改變了立場,而聶魯達卻無動於衷,受到尖銳的批評。墨西哥詩人奧克塔維奧·帕斯認為,聶魯達的斯大林主義僭越了政治與道德的準則。 就形體而言,也有兩個聶魯達。他年輕時很瘦,隨著出名變得越來越胖,甚至還出版了一本自己編寫的食譜。前一個聶魯達矜持自負,後一個隨和幽默,第二個比第一個快活得多。 聶魯達一生風流韻事不斷,結了三次婚。他四十五歲那年在墨西哥流亡,與智利歌手馬蒂爾德重逢,瞞著比他大二十歲的阿根廷妻子,開始了長達六年的地下戀情。一九五二年,馬蒂爾德陪伴他在意大利的小島上流亡。意大利電影《郵差》(Il Postino)就是發生在這一時期的故事。馬蒂爾德陪伴他走完生命的最後旅程。 黑島故居後花園一側是艘小船,旁邊是圓木搭成的支架,掛著六個大大小小由於風吹雨淋變黑的鑄鐘。其中兩組小鐘平行對應,最大的居中,次大居上。這有如一曲沉默的交響樂,再大的風暴也無法把它們全都敲響。 白色的碎石小路伸向臨海的山坡,把我們帶到聶魯達與馬蒂爾德合葬的墓地。一塊不規則的黑色大理石墓碑刻著他倆的名字和生卒年月,花草掩映。坡下即巨浪,陣陣濤聲永遠陪伴他們。聶魯達在《漫歌集》中寫道:「同志們,請把我埋葬在黑島面對著我熟識的海洋,每個狂暴的空間都有岩石和風浪,而這一切,我那遺失的雙眼將永遠不能再看見。」皮諾切特發動軍事政變十二天后,聶魯達死於癌症,在聖地亞哥被軍人們草草埋葬。皮諾切特垮臺後,新政府舉行國葬,根據遺願,把他的遺骸遷到黑島,埋在這裡。 詩歌、愛情與革命,是聶魯達一生的三大主題。可以說,聶魯達的詩首先源於愛情,然後是革命。而愛情與革命有相似之處,如火,熱烈而轉瞬即逝。革命往往與大眾與權力有關,比愛情危險得多。愛情最多轉變成婚姻,而革命則會轉變成血腥的暴力或父權式專制。 我們在聶魯達故居的餐廳共進午餐,烤肉佐以智利紅酒。詩人多有酗酒傾向,不停地招呼侍者上酒。哈羅德端著杯酒,搖搖晃晃,跟我絮叨個沒完,連他的讚美都有侵略性。我好歹攙扶著把他哄上車。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黑島,晴。聶魯達起床,吃早餐,準備開始一天的工作,並接待來訪的朋友。他打開收音機聽新聞,從槍炮聲中傳來阿連德總統斷斷續續的聲音,那是他致智利人民最後的講話。當他從外國電臺獲悉阿連德遇難的消息,對妻子說:「一切都完了。」瑪蒂爾德安慰他:「也許沒那麼嚴重。」「不,非常嚴重,這是法西斯主義。」聶魯達病情急劇惡化。他不顧醫生勸告,一直守在收音機旁,並看了六次莫內達宮被攻佔的電視畫面。九月十九日,他被急救車送往聖地亞哥醫院,一路上兩次被勒令停車搜查。瑪蒂爾德看見他淚流滿面。 一個智利詩人告訴我,一九七三年軍事政變發生後,墨西哥總統派專機到智利來接聶魯達,但他謝絕了,他要死在自己的土地上。荷槍實彈的士兵在他家花園掘地三尺尋找武器。聶魯達對他們說:「你們在此地能找到的唯一武器,就是文字。」 §二 在總統府莫內達宮前舉行的詩歌爵士音樂會,拉開智利詩歌節的序幕。在電閃雷鳴的音樂間隙,詩人們輪流躥上臺念詩,如炮火中的蚊子。這多少反映了詩歌在今天的處境。被照亮的莫內達宮,在搖曳的噴水池中不斷崩塌。暮色中,阿連德總統的雕像顯得那麼孤單。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凌晨六點二十分,阿連德被電話吵醒,得知海軍在港口城市瓦爾帕萊索嘩變。他打電話向國防部長查問,很快得到證實。而國防部長在前往國防部的途中被捕。七點三十分,阿連德在助手和衛隊的陪同下抵莫內達宮後,挨個給將軍們打電話。「無人回答,看來他們全都捲入了。」他說。於是他通過電臺向人民通報了政變的可能,要大家保持冷靜。八點十五分,阿連德接到政變集團的第一個電話,提出讓他乘飛機離開智利的建議。他回答說:「告訴凡·斯高文將軍,智利總統決不坐飛機逃走。正如他知道一個士兵該做什麼,我知道我將如何履行一個共和國總統的職責。」政變集團迅速控制了政府部門和廣播電臺。八點四十分,農業電臺首次播放了政變聲明。九點鐘過後,尚未被軍方控制的麥加倫省電臺播放了阿連德的演說:「這肯定是我最後一次向你們講話。麥加倫電臺將會沉寂,你們再也聽不到我的聲音。這沒關係,你們會聽到的。我永遠和你們在一起。至少你們會記住,我忠實自己的祖國……我對智利的命運充滿信心。人們總會超越叛國者強加給我們的這一悲苦的時刻……我相信我的犧牲不是徒勞的……它將給卑劣膽怯的叛國行徑一個道德教訓。」 和政變集團通電話談判的助手告訴阿連德說,敵人要在兩分鐘內開始進攻。阿連德取出卡斯特羅送給他的半自動步槍,戴上鋼盔,準備投入戰鬥。那鋼盔顯得太大,斜架在他的眼鏡上。他身穿西服和花格毛衣,在衛兵的簇擁下朝上張望。這是阿連德最後一張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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