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書·曆志三(3)

曆志三(3)

　　自宗周訖春秋之季，日卻差八度。康王十一年甲申歲冬至，應在牽牛六度。

　　《周曆》十二次，星紀初，南斗十四度，于《太初》星距鬥十七度少也。

　　古曆分率簡易，歲久輒差。達歷數者隨時遷革，以合其變。故三代之興，皆揆測天行，考正星次，為一代之制。正朔既革，而服色從之。及繼體守文，疇人代嗣，則謹循先王舊制焉。

　　《國語》曰：「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不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周初，先立春九日，日至營室。古曆距中九十一度，是日晨初，大火正中，故曰「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也。于《易》象，升氣究而臨受之，自冬至後七日，乾精始複。及大寒，地統之中，陽洽於萬物根柢，而與萌芽俱升，木在地中之象，升氣已達，則當推而大之，故受之以臨。于消息，龍德在田，得地道之和澤，而動於地中，升陽憤盈，土氣震發，故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又先立春三日，而小過用事，陽好節止於內，動作於外，矯而過正，然後返求中焉。是以及於艮維，則山澤通氣，陽精闢戶，甲坼之萌見，而莩穀之際離，故曰：「不震不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君子之道，必擬之而後言，豈億度而已哉！韋昭以為日及天廟，在立春之初，非也。於《麟德曆》則又後立春十五日矣。

　　《春秋》「桓公五年，秋，大雩」。《傳》曰：「書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周曆》立夏日在觜觿二度。于軌漏，昏角一度中，蒼龍畢見。然則當在建巳之初，周禮也。至春秋時，日已潛退五度，節前月卻，猶在建辰。《月令》以為五月者，《呂氏》以《顓頊曆》芒種亢中，則龍以立夏昏見，不知有歲差，故雩祭失時。然則唐禮當以建巳之初，農祥始見而雩。若據《麟德曆》，以小滿後十三日，則龍角過中，為不時矣。《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十六年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冬，城向，書時也。」以歲差推之，周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晨見。立冬，火見營室中。後七日，水星昏正，可以興板幹。故祖沖之以為定之方中，直營室八度。是歲九月六日霜降，二十一日立冬。十月之前，水星昏正，故《傳》以為得時。杜氏據晉曆，小雪後定星乃中，季秋城向，似為太早，因曰：功役之事，皆總指天象，不與言歷數同。引《詩》雲「定之方中」，乃未正中之辭，非是。《麟德曆》，立冬後二十五日火見，至大雪後營室乃中。而《春秋》九月書時，不已早乎。大雪，周之孟春，陽氣靜複，以繕城隍，治宮室，是謂發天地之房，方于立春斷獄，所失多矣。然則唐制宜以玄枵中天興土功。

　　僖公五年，晉侯伐虢。蔔偃曰：「克之。童謠雲：丙之辰，龍尾伏辰，袀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々，火中成軍。『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策，入尾十二度。新曆是歲十月丙子定朔，日月合尾十四度于黃道。古曆日在尾，而月在策，故曰「龍尾伏辰」，于古距張中而曙，直鶉火之末，始將西降，故曰「賁賁」。

　　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蝕。士文伯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新曆是歲二月甲辰朔入常，雨水後七日，在奎十度。周度為降婁之始，則魯、衛之交也。自周初至是，已退七度，故入雨水。七日方及降婁，雖日度潛移，而周禮未改，其配神主祭之宿，宜書于建國之初。淳風駁《戊寅曆》曰：「《漢志》降婁初在奎五度，今曆日蝕在降婁之中，依無歲差法，食於兩次之交。」是又不然。議者曉十有二次之所由生，然後可以明其得失。且劉歆等所定辰次，非能有以睹陰陽之賾，而得於鬼神，各據當時中節星度耳。歆以《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前五度，故降婁直東壁八度。李業興《正光曆》，冬至在牽牛前十二度，故降婁退至東壁三度。及祖沖之後，以為日度漸差，則當據列宿四正之中以定辰次，不復系於中節。淳風以冬至常在鬥十三度，則當以東壁二度為降婁之初，安得守漢曆以駁仁均耶？又《三統曆》昭公二十年，己醜，日南至，與《麟德》及《開元曆》同。然則入雨水後七日，亦入降婁七度，非魯、衛之交也。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蝕。史墨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開元曆》是歲十月辛亥朔，入常立冬。五日，日在尾十三度，于古距辰尾之初。《麟德曆》日在心三度于黃道，退直于房矣。

　　哀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開元曆》推置閏當在十一年春，至十二年冬，失閏已久。是歲九月己亥朔，先寒露三日，於定氣，日在亢五度，去心近一次。火星明大，尚未當伏。至霜降五日，始潛日下。乃《月令》「蟄蟲鹹俯」，則火辰未伏，當在霜降前。雖節氣極晚，不得十月昏見。故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方夏後氏之初，八月辰伏，九月內火，及霜降之後，火已朝覿東方，距春秋之季千五百餘年，乃雲「火伏而後蟄者畢。」向使冬至常居其所，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明是九月之初也。自春秋至今又千五百歲，《麟德曆》以霜降後五日，日在氐八度，房、心初伏，定增二日，以月蝕沖校之，猶差三度。閏餘稍多，則建亥之始，火猶見西方。向使宿度不移，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明非十月之候也。自羲、和已來，火辰見伏，三睹厥變。然則丘明之記，欲令後之作者參求微象，以探仲尼之旨。是歲失閏浸久，季秋中氣後天三日，比及明年仲冬，又得一閏。寤仲尼之言，補正時曆，而十二月猶可以螽。至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蝕。以《開元曆》考之，則日蝕前又增一閏，《魯曆》正矣。《長曆》自哀公十年六月，迄十四年二月，才置一閏，非是。

　　戰國及秦，日卻退三度。始皇十七年辛未歲冬至，應在鬥二十二度。秦曆上元正月己巳朔，晨初立春，日、月、五星俱起營室五度。蔀首日名皆直四孟。假朔退十五日，則閏在正月前。朔進十五日，則閏在正月後。是以十有二節，皆在盈縮之中，而晨昏宿度隨之。以《顓頊曆》依《月令》自十有二節推之，與不韋所記合。而潁子嚴之倫謂《月令》晨昏距宿，當在中氣，致雩祭太晚，自乖左氏之文，而杜預又據《春秋》，以《月令》為否。皆非是。梁《大同曆》夏後氏之初，冬至日在牽牛初，以為《明堂》、《月令》乃夏時之記，據中氣推之不合，更以中節之間為正，乃稍相符。不知進在節初，自然契合。自秦初及今，又且千歲，節初之宿，皆當中氣。淳風因為說曰：「今孟春中氣，日在營室，昏明中星，與《月令》不殊。」按秦曆立春，日在營室五度。《麟德曆》以啟蟄之日乃至營室，其昏明中宿十有二建，以為不差，妄矣。

　　古曆，冬至昏明中星去日九十二度，春分、秋分百度，夏至百一十八度，率一氣差三度，九日差一刻。

　　秦曆十二次，立春在營室五度，于《太初》星距危十六度少也。昏，畢八度中，《月令》參中，謂肩股也。晨，心八度中，《月令》尾中，于《太初》星距尾也。仲春昏，東井十四度中，《月令》弧中，弧星入東井十八度。晨，南斗二度中，《月令》建星中，于《太初》星距西建也。《甄耀度》及《魯曆》，南方有狼、弧，無東井、鬼，北方有建星，無南斗，井、鬥度長，弧、建度短，故以正昏明雲。

　　古曆星度及漢落下閎等所測，其星距遠近不同，然二十八宿之體不異。古以牽牛上星為距，《太初》改用中星，入古曆牽牛太半度，於氣法當三十二分日之二十一。故《洪範傳》冬至日在牽牛一度，減《太初》星距二十一分，直南斗二十六度十九分也。《顓頊曆》立春起營室五度，冬至在牽年一度少。《洪範傳》冬至所起無餘分，故立春在營室四度太。祖沖之自營室五度，以《太初》星距命之，因雲秦曆冬至，日在牽牛六度。虞𠚳等襲沖之之誤，為之說雲：「夏時冬至，日在鬥末，以歲差考之，牽牛六度乃《顓頊》之代。漢時雖覺其差，頓移五度，故冬至還在牛初。」按《洪範》古今星距，僅差四分之三，皆起牽牛一度。𠚳等所說，亦非是。魯宣公十五年，丁卯歲，《顓頊曆》第十三蔀首與《麟德曆》俱以丁巳平旦立春。至始皇三十三年丁亥，凡三百八十歲，得《顓頊曆》壬申蔀首。是歲，秦曆以壬申寅初立春，而《開元曆》與《麟德曆》俱以庚午平旦，差二日，日當在南斗二十二度。古曆後天二日，又增二度。然則秦曆冬至，定在午前二度。氣後天二日，日不及天二度，微而難覺，故《呂氏》循用之。

　　及漢興，張蒼等亦以《顓頊曆》比五家疏闊中最近密。今考月蝕沖，則開元冬至，上及牛初正差一次。淳風以為古術疏舛，雖弦望、昏明差天十五度而猶不知。又引《呂氏春秋》，黃帝以仲春乙卯日在奎，始奏十二鐘，命之曰《咸池》。至今三千餘年，而春分亦在奎，反謂秦曆與今不異。按不韋所記，以其《月令》孟春在奎，謂黃帝之時亦在奎，猶淳風曆冬至鬥十三度，因謂黃帝時亦在建星耳。經籍所載，合於歲差者，淳風皆不取，而專取于《呂氏春秋》。若謂十二紀可以為正，則立春在營室五度，固當不易，安得頓移使當啟蟄之節？此又其所不思也。

　　漢四百二十六年，日卻差五度。景帝中元三年甲午歲冬至，應在鬥二十一度。

　　太初元年，《三統曆》及《周曆》皆以十一月夜半合朔冬至，日月俱起牽牛一度。古曆與近代密率相較，二百年氣差一日，三百年朔差一日。推而上之，久益先天；引而下之，久益後天。僖公五年，《周曆》正月辛亥朔，餘四分之一，南至。以歲差推之，日在牽牛初。至宣公十一年癸亥，《周曆》與《麟德曆》俱以庚戌日中冬至，而月朔尚先《麟德曆》十五辰。至昭公二十年己卯，《周曆》以正月己醜朔日中南至，《麟德曆》以己醜平旦冬至。哀公十一年丁巳，《周曆》入己酉蔀首，《麟德曆》以戊申禺中冬至。惠王四十三年己醜，《周曆》入丁卯蔀首，《麟德曆》以乙丑日昳冬至。呂後八年辛酉，《周曆》入乙酉蔀首，《麟德曆》以壬午黃昏冬至；其十二月甲申，人定合朔。太初元年，《周曆》以甲子夜半合朔冬至，《麟德曆》以辛酉禺中冬至，十二月癸亥晡時合朔。氣差三十二辰，朔差四辰。此疏密之大較也。

　　僖公五年，《周曆》、漢曆、唐曆皆以辛亥南至。後五百五十餘歲，至太初元年，《周曆》、漢曆皆得甲子夜半冬至，唐曆皆以辛酉，則漢曆後天三日矣。祖沖之、張胄玄促上章歲至太初元年，沖之以癸亥雞鳴冬至，而胄玄以癸亥日出。欲令合於甲子，而適與《魯曆》相會。自此推僖公五年，《魯曆》以庚戌冬至，而二家皆以甲寅。且僖公登觀台以望而書雲物，出於表晷天驗，非時史億度。乖丘明正時之意，以就劉歆之失。今考麟德元年甲子，唐曆皆以甲子冬至，而《周曆》、漢曆皆以庚午。然則自太初下至麟德差四日，自太初上及僖公差三日，不足疑也。

　　以歲差考太初元年辛酉冬至加時，日在鬥二十三度。漢曆，氣後天三日，而日先天三度，所差尚少。故落下閎等雖候昏明中星，步日所在，猶未覺其差。然《洪範》、《太初》所揆，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昏氐十三度中，依漢曆，冬至日在牽牛初太半度，以昏距中命之，奎十一度中；夏至，房一度中。此皆閎等所測，自差三度，則劉向等殆已知《太初》冬至不及天三度矣。

　　及永平中，治曆者考行事，史官注日，常不及《太初曆》五度。然諸儒守讖緯，以為當在牛初，故賈逵等議：「石氏星距，黃道規牽牛初直鬥二十度，于赤道二十一度也。《尚書》《考靈耀》鬥二十二度，無餘分。冬至，日在牽牛初，無牽年所起文。編訢等據今日所去牽牛中星五度，于鬥二十一度四分一，與《考靈耀》相近。」遂更曆從鬥二十一度起。然古曆以鬥魁首為距，至牽牛為二十二度，未聞移牽牛六度以就《太初》星距也。逵等以末學僻於所傳，而昧天象，故以權誣之，而後聽從他術，以為日在牛初者，由此遂黜。

　　今歲差，引而退之，則辛酉冬至，日在鬥二十度，合於密率，而有驗於今；推而進之，則甲子冬至，日在鬥二十四度，昏奎八度中，而有證于古。其虛退之度，又適及牽牛之初。而沖之雖促減氣分，冀符漢曆，猶差六度，未及於天。而《麟德曆》冬至不移，則昏中向差半次。淳風以為太初元年得本星度，日月合璧，俱起建星。賈逵考曆，亦雲古曆冬至皆起建星。兩漢冬至，日皆後天，故其宿度多在鬥末。今以儀測，建星在鬥十三四度間，自古冬至無差，審矣。

　　按古之六術，並同《四分》。《四分》之法，久則後天。推古曆之作，皆在漢初，卻較《春秋》，朔並先天，則非三代之前明矣。

　　古曆，南斗至牽牛上星二十一度，入《太初》星距四度，上直西建之初。故六家或以南斗命度，或以建星命度。方周、漢之交，日已潛退，其襲《春秋》舊曆者，則以為在牽牛之首；其考當時之驗者，則以為入建星度中。然氣朔前後不逾一日，故漢曆冬至，當在鬥末。以為建星上得《太初》本星度，此其明據也。《四分》法雖疏，而先賢謹于天事，其遷革之意，俱有效於當時，故太史公等觀二十八宿疏密，立晷儀，下漏刻，以稽晦朔、分至、躔離、弦望，其赤道遺法，後世無以非之。故雜候清台，《太初》最密。若當時日在建星，已直鬥十三度，則壽王《調曆》宜允得其中，豈容頓差一氣而未知其謬？不能觀乎時變，而欲厚誣古人也。

　　後百餘歲，至永平十一年，以《麟德曆》較之，氣當後天二日半，朔當後天半日。是歲《四分曆》得辛酉蔀首，已減《太初曆》四分日之三，定後天二日太半。《開元曆》以戊午禺中冬至，日在鬥十八度半弱，潛退至牛前八度。進至辛酉夜半，日在鬥二十一度半弱。《續漢志》雲：「元和二年冬至，日在鬥二十一度四分之一。」是也。

　　祖沖之曰：「《四分曆》立冬景長一丈，立春九尺六寸，冬至南極日晷最長。二氣去至日數既同，則中景應等。而相差四寸，此冬至後天之驗也。二氣中景，日差九分半弱，進退調均，略無盈縮。各退二日十二刻，則景皆九尺八寸。以此推冬至後天亦二日十二刻矣。」東漢晷漏定於永元十四年，則《四分》法施行後十五歲也。

　　二十四氣加時，進退不等，其去午正極遠者，四十九刻有餘。日中之晷，頗有盈縮，故治曆者皆就其中率，以午正言之。而《開元曆》所推氣及日度，皆直子半之始。其未及日中，尚五十刻。因加二日十二刻，正得二日太半。與沖之所算及破章二百年間輒差一日之數，皆合。

　　自漢時辛酉冬至，以後天之數減之，則合於今曆歲差鬥十八度。自今曆戊午冬至，以後天之數加之，則合于賈逵所測鬥二十一度。反復僉同。而淳風冬至常在鬥十三度，豈當時知不及牽牛五度，而不知過建星八度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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