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紀事本末·學校科舉之制

學校科舉之制(1)

　　仁宗慶曆四年三月乙亥，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祁等奏「教不本於學校，事不察於鄉里，則不能核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于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眾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之。至是，乃詔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可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則夫豪雋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以純明樸茂之美，而無教學養成之法，使與不肖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敝，而學者自以為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大夫之行，更制革敝以盡學者之才。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務進德修業，無失其時。其令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為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充試者，百日而止。試於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夏四月壬子，判國子監王拱宸、田況、王洙、餘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詔以錫慶院為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

　　五月壬申，帝至太學，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複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至是，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式。瑗上書請興武學，其略曰：「頃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監直講內梅堯臣曾注《孫子》，大明深義。孫複而下，皆明經旨。臣曾任丹州軍事推官，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蒞武學，每日令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禦敵之術。于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略者二三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十年之間必有成效。臣已撰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時議難之。

　　五年三月，罷科舉新法。范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為不便，且言：「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且得人嘗多矣。」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前所更令悉罷之。

　　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巳，更令科舉法，從王安石議，罷詩賦及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士。王安石又謂「孔子作《春秋》，實垂世立教之大典，當時游、夏不能贊一詞。自經秦火，煨燼無存。漢求遺書，而一時儒者附會以邀厚賞。自今觀之，一如斷爛朝報，決非仲尼之筆也。《儀禮》亦然。請自今經筵毋以進講，學校毋以設官，貢舉毋以取士。」從之。

　　時詔議貢舉，鹹謂宜變法便，蘇軾獨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嘗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使三代聖人複生於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慶曆固嘗立學矣，天下以太平可待，至於今惟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理，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遊士，置學立師而又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徒為紛紛，其與慶曆之際何異。至於科舉，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故事，采譽望而罷彌封。或曰變經生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非也。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裕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為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帝喜曰：「吾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

　　他日，王安石言於帝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欲一道德則當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進士科詩賦亦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之士，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為於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舊制，進士入進謝恩銀百兩，至是亦罷之，仍賜錢三千為期集費。

　　三月庚寅，始命諸州置學官，率給田十頃贍士，並置小學教授。

　　冬十月戊辰，立太學生三舍法。宋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應陰者為之，太學生八品以下子孫及庶人子孫俊異者為之，試論、策、經義如進士法。及帝即位，垂意儒學，以天下郡縣既皆有學，歲、時、月各有試，程其藝能，以次差升舍，其最優者為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而特賜之第，遂專以此取士。又以慶曆中嘗置太學內舍生二百人，帝漸增至九百人。至是，因言者論太學假錫慶院西北廊甚湫隘，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自主判官外，增置直講為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令中書遴選，或主判官奏舉。釐生員為三等：始入太學為外舍，定額為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員一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次升舍，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為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複薦之於中書除官。其後增置八十齋，齋三十人，外舍生至二千人，歲一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錄如貢舉法。

　　六年三月己未，置諸路學官，更新學制。有司立為約束，過於煩密，劉摯上疏曰：「學校為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行法之所。雖群居眾聚，帥而齊之，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焉。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以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以小人、犬豕遇之，彼將以小人、犬豕自為，而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其制。」

　　丁卯，詔進士、諸科並試明法注官。

　　乙亥，置律學。詔「士之蒞官，以法從事，今所習非所學，宜置律學。設教授四員，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

　　九月辛亥，初策武舉之士。先是，武舉試義策于秘閣，武藝于殿前司。又殿試則又試騎射又策於廷。策、武藝俱優為右班殿直，武藝次優為三班奉職，又次借職，末等三班差役。初，樞密院修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不曉理者，無補於事。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屬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至是，始策武舉之士。

　　八年六月己酉，王安石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謂之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義，其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於學官，號曰《三經新義》。一時學者無不傳習，有司純用以取士。安石又為《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自是先儒之傳、注悉廢矣。

　　九年三月甲戌，親策進士，並試律義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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