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戰爭(64)_丹尼爾·凱斯

六四

　　1985年9月15日，雅典市的電視頻道播放一部當地製作，以比利的生活為基礎之記錄片，片長兩小時。內容包括貝齊的訪問，她指控雅典郡檢控官辦公室的成員對她性騷擾。她說，當時她在三十八攝影棚當調酒師，他們告訴她，如果她願意和他們出去的話，他們就會撤銷對比利的控訴。

　　檢控官的律師致函地方有線電視公司，要求將該卷帶子抽出，不再播放。製作人被迫剪接母帶，除去被控誹謗罪的危險，製作人說他會把有爭議性的部分剪掉。「我會重新剪帶子，不過我會把剪輯過的部分用黑影罩住，這樣大家就會知道我們真的審查過了。」

　　10月18日，馬丁法官授權讓比利離開醫院做兼職工作，俄州公設辯護律師唐藍道表示將跟在他身旁，監督他的工作，並在每天中午送他回醫院吃藥。

　　唐藍道以最低工資雇用比利到俄亥俄州公設辯護律師辦公室工作。

　　1985年11月初，唐藍道的調查員中有人收到一卷裝在信封裡的錄音帶。帶子裡是比利和史凱瑞間的機密電話內容（史凱瑞曾在穀倉槍擊案件中協助唐藍道），這是他在遭艾羅勃治安官逮捕之後，于雅典郡監獄裡遭人秘密錄製的。

　　唐藍道立刻提出建議，撤銷穀倉槍擊案中的所有控訴，因為錄音的行為已經侵犯到憲法賦予比利的權利。

　　11月19日在雅典市的公聽會上，在史凱瑞徹底的詢問之下，艾羅勃治安官還是不承認曾聽說過有這樣的錄音。

　　「我們沒有錄音，」艾羅勃說，「也從來沒錄音過。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但在法庭上，巴特裡官員卻作證，治安官曾告訴他該部門的錄音機所在之處，命令他執行錄音的工作，並說：「別讓任何人看到你在錄音。」

　　巴特裡作證說道，他把錄音機藏在口袋裡，在替比利撥通電話之後，就在兩呎近的地方站了廿幾分鐘，錄下比利和史凱瑞的對話。

　　12月3日，哈森法官先判決撤銷所有與穀倉槍擊案有關的控訴，他指出從沒有其他人在和律師對話時遭錄音。「俄亥俄州法沒有這種錄音行為的前例可循，也沒有這類的聯邦判例。」

　　哈森在這宗劃時代的判決中說道：「保護被告與律師間的隱私權以及通訊自由權，是一項古老且令人敬仰的傳統。這形同司法制度的堡壘，同時也是確認、衡量司法制度公開與否的重要指標。本案中，這項權利卻遭到俄亥俄州政府的破壞，俄亥俄州政府對憲法所造成的傷害是無法彌補的。」

　　雅典市的瓦倫檢控官和不發一言的治安官艾羅勃一起步出法院，他告訴記者，他會就該項判決提出上訴。

　　比利理所當然地認為，富蘭克林郡法院現在就會讓他恢復先前的「試驗性外宿」，但法院卻裁定他必須留在coph，繼續由林德納醫師負責監督他的治療。

　　史凱瑞大發雷霆。這令他想起1979年上訴法庭在裁定比利從雅典心理健康中心轉往利瑪醫院，造成一項「嚴重違法的決定」後，也沒有做出任何補救的行動。現在，過了六年，情況還是一樣。比利的憲法權遭到侵犯，法庭卻沒有任何補救措施。任憑他們嘴上說要公正，卻還是要把比利再關兩年，接受林德納醫師的治療。

　　唐藍道向庭上詢問，比利如何才能獲准離開醫院，法官和治療小組都說，他必須找到一份工作、並且成功地保住飯碗。唐藍道試著幫比利找一份私營部門的工作卻無功而返，他決定再次雇用比利，簽下一紙兩個月的個人服務合約，在公設辯護律師辦公室打臨時工。每天早上都會有人去coph接比利，他要做的就是一名跑腿的辦事員。

　　柯絲薇醫師不希望比利不吃藥，或是因為要等到回醫院才吃藥而延誤了中午吃藥的時間，她要求准許他把中午的藥帶在身上，自行服藥。他將受到定期觀察，接受驗血和尿檢。

　　她樂觀地把他服用sodium amytal後的持續進展及穩定的融合狀態寫到進度報告裡。

　　[2]

　　與公設辯護律師辦公室訂的六十天個人服務合約即將屆滿，唐藍道被迫終止比利的工作。他覺得很難過。他對比利很感興趣，也很關心這個年輕精神病患經歷的事。

　　史凱瑞告訴比利，唐藍道雖然曾經是一名檢控官，但現在的他卻是個很棒的辯護律師。「你要聽他的話。雖然對公設辯護律師辦公室而言他必須遵守州法，但他仍是站在你這邊的。」

　　所以，當有一天唐藍道在他們開車回醫院的途中和他說話時，比利就聽得很專心，藍道說：「比利，如果你自由了，就往西邊走。一直往西去，直到你連續發現三個從沒聽過比利·密裡根這個人的城市為止。然後把鬍子剃了，改掉名字，展開一段全新的生活。」

　　比利相信，弄一個新身分會很花時間，所以他決定最好現在就開始計劃。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買幾份鎮外新聞。他查看報上的訃聞欄，找到一名年紀與他相仿，而且最近才剛過世的人，然後他便打電話到登在訃聞欄上的殯儀館去。

　　「這裡是忠誠生命互助會，」他說：「我們想向您確認一下克利斯·卡爾的死亡證明，以便給付救濟金。我們不想在卡爾家族服喪期間打擾他們。」

　　他知道由於這些是公開的記錄，他只需要問到全名、社會保險號碼、出生年月日和直系親屬即可。透過電話，他弄到了他要的數據。

　　然後比利寫了封信給社會保險局，聲稱他弄丟了保險卡，需要補發新卡。他把從殯儀館問來的數據填到表格裡。等到他的新卡寄到之後，他就去俄亥俄州汽機車監理所辦了一張署名「克利斯·卡爾」的新證件。

　　現在他已經準備妥當，一旦法庭釋放他，他就會照著唐藍道的建議去做。他們放他出來時，他不要只是等在那兒，或只是走出法庭而已。他要往西走。如同藍道建議的，他要奔上山去。

　　1986年2月13日，柯絲薇醫師在進度報告上寫著：「自從我擔任病人的治療師之後，他一直都很配合，遵照我的指示去做。當他覺得自己的尊嚴受到威脅時，他就會對工作人員有所防衛。在這一點上，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繼續讓他住院。病人已有充分的領悟。他瞭解解自己需要服藥。他很清楚在完全融合之前，他必須持續接受治療。他也知道，以後他犯了罪、做了違法的事，他就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如果罪名成立，他還是得坐牢。」

　　她接著提出建議，讓比利在監督下擁有夜間外出的權利。

　　馬丁法官終於批准，只要比利能找到一份全職工作，他就可以在夜間外出。當治療小組不斷爭論並延誤他外出時，柯絲薇便提出抗議。

　　「我覺得針對這點而言，病人有權利拒絕受到這個計劃的限制。這個計劃是為慣性復發的病人而設制的，主要是精神分裂症患者。這名病人持續運作當中早就不適用這個計劃，強迫他使用這個計劃，只會產生反效果，而且將有辱病人的人格。」

　　雖然唐藍道認為心理健康局留住比利的立意是好的，這樣一來假釋局就無法逮捕他，但他卻指出，把比利關在精神病院裡，和把他關在監獄裡並沒什麼兩樣。他要求他們將比利放出來，讓他恢復正常生活，離開院區接受職業教育，讓他的當事人能夠離開醫院。

　　儘管報社和檢控官抗議再三，在馬丁法官的裁決遭到拖延數周後的1986年3月21日，治療小組總算同意讓比利在找到雇主並受監視的情況下離開院區。

　　唐藍道重新雇用他為兼職員工。

　　治療小組也同意讓他前往俄亥俄州的蘭開斯特，為他妹夫進行建築工作，他妹夫會在每天晚上十點送他回來。但當工作人員發現並不是他妹夫載他回來，而是他自己開著繼父的紅色馬自達小卡車上下班時，他們就拒絕讓他把車停在醫院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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