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騎兵(5)_王外馬甲

五

　　新兵裡有懂行的回答：「法師念的是『周公祖，風火神，緊護身，無影蹤』，門徒喊的是『發光、明光、神靈光』。」

　　老紅軍聽後都哈哈大笑。

　　老兵們笑，新兵卻有點兒笑不起來。崔秉志一個勁地念叨：「趕緊去找些黑狗血來吧，要破了他們的法術才好辦。」

　　劉春雷沒說話，可心裡也直打鼓。他親眼見過「六離會」的法術，子彈打到肚兜上就變成了沙土，真是「化彈為泥」，天知道八路軍的機槍對付他們管不管用。

　　守在村前的八路軍七六九團指戰員不停地向「六離會」的門徒喊話勸說，即使他們靠近了也只是放空槍。可是，這樣的鳴槍示警，反而使會徒們更以為是喝了符念了咒，可以刀槍不入。他們大叫著沖上來，瘋狂地挑死了幾個八路軍戰士。

　　徐向前師長大怒，下令開打。

　　立刻，房頂上的機槍一陣掃射。狂徒們發現神符不管用，八路軍的子彈也能打死人，剛才那股殺氣騰騰的囂張氣焰頓時消失得無影無蹤。「發光、明光、神靈光」也不會喊了，「光……光光……」地亂叫著四下潰逃。騎兵們在陳再道司令的指揮下，從側翼沖過去，砍了守護神壇的神漢、法師，繳了會旗和法器——紅僧衣、銅頭箍，還有海螺號角和一個拴著銅片的大鐵圈。

　　殺了領頭的，徐師長就命令吹號收兵，不追了。

　　過了兩天，八路軍召開大會，宣佈取締「六離會」，並且公審槍斃了李耀庭、宋殿元和高大奎。政治部的劉志堅副主任也指導幹部戰士們開展政治攻勢，貼佈告發傳單，動員受騙群眾退出道會組織。

　　當時，南宮縣「六離會」的成員有十多萬，八路軍總共只殺了一百多個就消滅了這個反動團體。徐向前副師長說得好：「對付『六離會』，非打不可，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但是打又不能太狠，他們的親戚朋友一大串，打死一個，得罪一家，傷害一片，不利於發展抗日力量。」

　　平鄉縣有個叫潘玉璽的鄉紳，組織了個「紅槍會」，自任壇主，也是搞燒香拜佛的那一套。他手下有一夥人，把持著幾十個村莊，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隊根本就進不去。共產黨多次派民運幹部去作宣傳，這小子卻回答：「我們是看家護院的，不問政治。」

　　陳再道司令生氣了，派騎兵團開到村裡。團部就設在潘玉璽家，裡裡外外放三四道崗，他家大院也成了馬棚子。「紅槍會」的人出去燒香拜佛，八路軍並不阻攔，不過要派騎兵去看熱鬧。八路軍騎著馬圍著神壇繞圈子，還時不時拔出馬刀擺個造型，把大法師嚇得直打抖。

　　這麼一來，老百姓看見潘玉璽連自家大院都看護不住，漸漸地就不信他那一套了。騙術破產，家產也快被騎兵團「吃光」了，潘壇主只好宣佈解散自己的組織，保證擁護抗日民主政府，不再私派糧款……他手下的那幾杆洋槍土炮，也讓八路軍收編給了縣大隊。

　　1938年6月，也就是劉春雷參軍後的第二個月，騎兵團開始給新兵配發戰馬和武器，頭一批十個人，胡彥明是其中之一。他是屬龍的，給戰馬取名叫「火龍」，還在槍托上刻了個龍頭——號稱「三龍聚首」。那步槍是閻錫山造的，只有六七成新，但胡彥明卻把它當寶貝一樣，恨不能睡覺的時候也抱著。劉春雷是胡彥明師弟，想摸一下也不行，搞得大家都罵他小氣。

　　到了月底，第二批名單宣佈了，頭一個就是劉春雷！他簡直樂瘋了，跑到供給處去領裝備。馬鞍是新的。戰馬是一匹棗紅色四歲牝馬，雖然是母的，也不怎麼高大，但看上去很精神，就叫她「狂風」吧！

　　下午，騎兵團政委鄧永耀來給新兵發槍。這些槍是騎兵二連從威縣繳獲回來的，鄧政委拿起一支嶄新的「漢陽造」遞給劉春雷，笑嘻嘻地說：「大劉同志，好好幹！」耿協福營長也把那把哥薩克戰刀還給劉春雷，鼓勵說：「大劉，好好幹！」

　　「大劉！」還從來沒有人這麼稱呼過劉春雷呢。他激動得頭頂直冒熱氣，心裡說：好好幹，我一定跟著八路軍幹出模樣來！

　　扛槍挎刀騎大馬，大劉這回威風了。

　　想當年，騎兵戰士劉春雷，頭戴「四片瓦」，身著灰軍裝，腰掛俄國刀、手橫「漢陽造」，胯下一匹棗紅馬，臂上佩著「八路」章，二十郎當的小夥兒，一米七八的個頭，那真是要多帥有多帥！

　　這時候，還有誰敢說他是新兵蛋子？

　　§第三章　初上戰場

　　在南宮縣，新兵營的戰士都領到了步槍，配發戰馬的三十多人編為「乘騎分隊」，其他的則屬「徒步大隊」。

　　新兵中有不少人的家境都不錯。比如崔秉志，家裡天天送雞鴨魚肉來，吃得滿嘴流油。其他人也經常收到各類包裹。劉春雷的堂姐住在縣城，一個月來探望好幾次，每回都給他零花錢。

　　1938年，普通八路軍士兵每個月的薪金是法幣一元；騎兵多一倍，兩元錢，相當於銀圓二角。當時一雙布鞋就要賣六角錢，一條毛巾也要二角五分，雖然大家扛槍打仗不是為了餉錢，可這薪水也確實太少了一點。劉春雷私底下對師兄嘀咕：「我在飯館當學徒，一年還能掙十多個大洋呢，這窮八路真夠寒磣的。」他當時也就是隨口一說，沒想到胡彥明記在心裡了。

　　胡彥明是一班的，劉春雷和杜金波、崔秉志、王立貴都在二班，另外還有個三班。乘騎分隊實際上是一個排，排長是李樹茂。每個班除了新兵，還有幾個老紅軍。

　　開大會的時候，總聽見領導講「二萬五千里長征」。新兵們很感動，回到隊裡就向老紅軍請教長征的事，沒想到班長、排長都搖頭，說他們沒爬過雪山，也沒走過草地。

　　原來，雖然騎兵團長王振祥（開國少將）和政委鄧永耀是從紅四方面軍來的，但團裡的基層骨幹卻大多是劉志丹紅十五軍團的兵，乘騎分隊的排長李樹茂是延安人，三個班長辛明旺、郝傳喜和蘇昌太（1942年犧牲）都是陝西禮泉人，確實沒參加過長征。

　　劉春雷他們班上只有劉金魁曾經走過草地，可是，他那時候還不是紅軍。劉金魁是四川人，三十多歲，外號「川老漢」。紅四方面軍長征時，隊伍中跟隨著許多幹部家屬，需要扛物資抬擔架，「川老漢」就是蘇維埃政府雇來當挑夫的，酬勞是每天一塊大洋。別的民夫走上百多裡地就鬧著要回家，可劉金魁「貪財」，愣是從四川到甘肅跟了四十多天。最後光洋得了不少，卻不知道該怎麼回去了。

　　紅軍也不可能再派人送挑夫過草地回四川呀，就勸他留下當兵算了，於是劉金魁就參加了紅軍，再後來就入了黨。政委說：「你把生命都獻給共產主義事業了，還成天揣著那些大洋幹什麼？」只好又把私房錢上交了。所以，問起這長征的事，劉金魁也是稀裡糊塗——他當時成天挑著擔子跟婦女兒童在一起，除了算日子就是數洋錢，別的統統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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