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殤(30)_張洪濤

三〇

　　我們今天評價蔣介石，不應以極端的眼光看待他。他畢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中國人，一個善與惡共存的人，一個對中國歷史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人。雖然他的一生有不少反動之處，但也有過對日本人絕不投降的閃光一刻。因此說他當時有意賣國，自然有失客觀，人們也難於理解。就是做為一個平民百姓，他也知道自己是個中國人，更何況他還是中國的軍政領袖，一個對中國古老的民族、悠久歷史深感驕傲的人。

　　但直至全面抗戰爆發，他一直都在走著一條彎路。中國有句古語說得好：「兄弟鬩于牆而外禦其侮。」在外敵圖謀中國不已的情況下，他卻一門心思對內征剿，這畢竟是逆歷史潮流的。逆歷史潮流而終究是要被歷史淘汰的。

　　從蔣介石的一生來看，他還是頗有些民族心的。事實上，早年的蔣介石曾經是個民族主義者。當初他之所以投身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他頭腦中的民族主義思想使然。1904年，還是個17歲少年的蔣介石，便在寧波學習時，從他的啟蒙教師顧清廉那裡形成了「赴日留學，研究軍事，獻身民族事業」的民族思想雛型。日後他曾公開袒露過他少年時的那種富國強兵的夢想，他說：「我在本縣龍津中學肄業的當時，因為痛憤鄉里土豪的橫行。目擊我們國家受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尤其在那時看到日本以上個弱小的國家，能夠發奮圖強，戰勝帝俄，予我精神上以最大的刺激。所以我在龍津中學肄業不到半年，請求家母准許我到日本去學軍事，來盡到我國民一分子的義務，促成我們國家的雪恥自強。」隨著時間的流逝，他的這種思想急劇膨脹著，撞擊著他的靈魂。幾年後，久已壓抑在心中的這種思想終於不可遏制地爆發出來。

　　那是1906年，他在保定通國陸軍學堂學習時，一次上衛生課，日本軍醫教官抓起一塊泥土放在桌上，輕蔑地對台下的中國學生說道：「這塊泥土中有4億個微生物，就像中國有4億人口一樣。」

　　身為教官，日本人太狂妄，也太沒教養。蔣介石一聽這話，一陣怒火從心頭升起，他倏地站起身，挺胸昂首，急步走上講臺。只見他叭叭地把那泥土分成八塊，指著其中的一塊大聲道：「日本有5000萬人，是否亦像5000萬個微生蟲，寄生在這八分之一立方英寸的泥土中？」

　　日本教官從未想到一個中國人，一個他的學生，就有如此大膽之舉，一時目瞪口呆，隨之大怒。理屈詞窮之際，見全班只有蔣一人剪了辮子，便一口咬定他是革命黨。蔣不亢不卑地答道：「只問你比喻對不對，不要問這題外事。」一時竟使日本教官下不來台，台下的張群等中國學生無不為蔣的愛國正氣所折服。課後，日本教官仍是暴怒不已，不肯罷休，找到學堂總辦趙理泰，要求嚴辦蔣介石。

　　蔣很是幸運，沒有碰上一個昏憒的軟骨頭。總辦趙理泰不僅對蔣介石深為同情，而且對他的敢作敢為和民族正義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後蔣介石在幾乎絕望的情況下，奇跡般地獲得了4個赴日曆學名額中的一個，很難說與此事無關，正是那次赴日，他結識了孫中山，開始了他日後飛黃騰達的軍事、政治生涯。

　　留日期間，他的民族主義思想被進一步強化了。一度，他對鄒容《革命軍》愛不釋手，早晚詠誦，就是睡覺也不放下。書中的反滿思想和民族主義的論述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在給表兄單維則的一首詩中，表達了他久已積蓄在胸中的感情，詩寫道：

　　騰騰殺氣滿全球，
　　力不如人肯且休？
　　光我神州完我責，
　　東來志豈在封侯。

　　儼然一腔民族使命集一身的豪邁感。

　　然而，蔣介石的思想也像當時動盪的中國大地一樣，在不停地變化著。十餘年後，隨著他在國民黨內地位的不斷提高，隨著他個人獨裁夢想的逐步成形，他開始意識到外國列強對於他個人目標的實現意味著什麼。這時，他的那種企盼國富民強的理想開始不幸地萎縮了。在他建立起自己的獨裁統治後，昔日的那個熱血青年早已不見蹤影，出現在中國人面前的依然是一個對外妥協、對內暴政的新軍閥。中國人悲憤、歎息，扼腕頓足，哭泣著民族不幸，詛咒著太多的變幻。

　　1926年1月，他在談到北伐的根本目的時，不再堅持「革命的第一目標為打倒帝國主義」了，而變為打倒北洋軍閥。當時他曾振振有詞地解釋道：「打倒軍閥是打倒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實質上仍是打倒帝國主義。」這時潛藏在他心裡的封建意識公開化了。從這一天起，他開始了向封建主義的轉化。

　　1927年3月，英美等國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南京事件」，在無任何警告的情況下，以北伐軍騷擾領事館為藉口，用軍艦突然向中國軍民開炮，造成多人死傷。但作為中國新政權首腦的蔣介石，卻不敢義正嚴辭地向對方抗議，為中國人作主撐腰。結果第一次與帝國主義者交鋒，就軟弱無力地敗下陣來。「濟南慘案」，他更是完全屈服於日本的壓力之下，令北伐軍繞過濟南北上，眼睜睜地看著10多名中國外交官被日本人割鼻、挖眼，令人髮指地殘害了。這時的他已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反蘇反共的所謂民族主義者了，他已純粹轉變為一個對外妥協、對內鎮壓的封建獨裁者，一個新軍閥，這既是國民黨的悲哀，更是中華民族的悲哀。

　　望著漸漸隱去的薄霧，愈加清晰的群山，蔣介石心有所動。他一向認為毫無隱秘的群山未必真正最美，最美的恐怕還是霧中變幻多姿、充滿神秘色彩的山巒，虛實相濟，亦虛亦實。大自然如此，人世間又未嘗不是。蔣的一生，尤其他在中國大陸的前半生，也確實忽左忽右、變化無常，這倒完全符合他的特點。

　　蔣介石並非一個光明磊落的政治君子，他總認為政治上的坦誠、直率是種幼稚，甚至是對政治的無知。在他日後的仕途中，他所以能叱吒風雲，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政治上的狡詐、圓滑，兩面三刀。翻閱歷史，常使人驚訝不已。僅僅在蔣介石初攬大權至「九·一八」這幾年間，他便多次處於內外交困的逆境中，有時甚至是與共產黨和幾乎整個國民黨相對抗，但最後往往總是蔣介石僥倖取勝。最後他被共產黨趕出中國大陸，對他的一生可說是一種必然的結局。但他的圓滑善變、反復無常，和善於進行政治投機的本領，是國民黨內無人能與之抗衡的。

　　蔣常對人說，世上唯孫中山對他有知遇之恩，是個真正理解他、最受他敬重的人。但實際上，他對孫中山卻遠沒有他說的那麼恭敬。他不止一次地以反對個人崇拜為名，含沙射影，直接攻擊孫中山。1924年6月24日，他在黃埔軍校對學生訓話時，公開說道：「我們革命是以主義為中心，跟著這個主義來革命，認識這個主義來革命的。決不是跟著一個人，或者認識一個人來革命的。如果跟著一個人，或者是認識一個人來革命，那就不能叫做革命，那就叫盲從，那就叫做私黨，那就叫做把他人當奴才、走狗了。」

　　當時在國民黨內稱得上領袖，有崇高個人威望的人，非孫中山莫屬。對人們不把他這個暴發戶放在眼裡，他早已怒不可遏，難免說話尖酸刻薄，毫不留情，「中國人的思想習慣到如今，仍舊是幾千年前皇帝奴隸的惡劣思想。」

　　當時的他慷慨激昂，似乎充滿民主思想和革命正氣，給學生們一個革命者無私的面孔，既打擊了孫中山，又借機樹立了個人威信。但日後剛愎自用，容不得別人有半點異議的蔣介石，對張學良等主張抗戰的將領不止一次地吼道：「我就是革命，反我就是反革命。」這時的他不僅不再反對個人崇拜，反而一遇機會，就大肆宣傳：無論皇帝、總統還是委員長，一國沒有領袖不行。對領袖就是要絕對服從，必要時是盲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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