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殤(29)_張洪濤

二九

　　中國大地上一浪高過一浪的反蔣抗日怒潮使他感到了統治地位的震顫，感到了一種過去所未曾經歷過的危機，也多少衝擊了他早已埋藏在心裡的戰略步驟。以他本意，各軍閥平定、國民黨軍政大權獨攬後，下一個要征討、剿滅的，便是他一直認為最妨礙獨裁大業的心腹之患，中共和紅軍。前四次較量，他都大敗而歸。但他已從輕視中共。紅軍的陰影裡走了出來，他要集中他的全部軍力，與中共、紅軍進行一場生死較量。正當他為第五次「圍剿」頭幾個回合得手而洋洋得意時，日本人卻又在華北發難。江北半壁河山的危機，引起了全國各界排山倒海般的抗議狂潮，而他本人也不能坐視整個北方淪入日軍之手。這使他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

　　曾在保定陸軍學堂和日本振武學校受過軍事薰陶的蔣介石心裡當然清楚，以他國民黨現有的軍力根本無法同時抗擊日本和中共紅軍兩方面的壓力。這樣，他必須在抗擊日本和剿滅中共之間作出選擇。

　　這種選擇太令他痛苦了。兩個對手中任何一個得勢，都將對他的江山穩固構成致命的威脅，但他在一定時期內又只能樹立一個敵手。此時如果放棄對中共紅軍的「圍剿」，調集他的國民黨軍主力到遙遠的北方去抗擊日軍，他認為沒把握取勝。日本畢竟是個工業、軍事上的強國，武器裝備先進，作戰思想領先。與這樣一個世界上先進的軍事帝國正面對抗，國民黨軍必將陷入漫長的戰爭而無力自拔。即使他最後勝了，那也是兩敗俱傷。

　　而中共、紅軍則可能坐山觀虎鬥，急劇擴大地盤、壯大自己的力量，來日終將成為他的心腹大患，這是他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的。更何況他認為初攬大權，根基尚未打牢。所以此時他是不會作出這種選擇的。可不放棄剿共的話，就意味著要眼睜睜地看著日本人不斷地侵入北方，不斷地踐踏中國的主權。而他作為中國政府的代表，權力的象徵，在這種情況下逆流而行，他日後的道路上遍佈荊棘、困難重重不說，甚至有可能被中國民眾憤怒的狂潮所淹沒，他深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使他茶飯不思，夜不能寐，苦思焦慮著如何解決這一難題。

　　蔣介石畢竟不是凡夫俗子。他所以能在20年間由一個無名小卒，神奇地邁過他的許多舊長官，躍居中國第一人，叱吒風雲一時，除了他能巧妙地駕馭機遇，政治上圓滑善變外，他那決不半途而廢的韌勁，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精神也幫了他的大忙。不論他少年時代對事業的追求，還是他後來頂住國內外驚濤駭浪般的衝擊，堅持其「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都體現了他的這一突出特點。就是日後被中共趕出中國大陸，他也時刻沒有動搖過有朝一日反攻大陸的決心。他的這種韌性在某種程度上簡直可以說是一種瘋狂的執拗。

　　眼下，正是他的政治私心，和他剿滅中共的執拗，使他決定繼續其「攘外必先安內」的基本國策，他還是以剿滅中共為後快，對日本人則採取交涉、拖延的策略。

　　就在前一天的第一期廬山訓團開學典禮上，身兼團長的蔣介石又一如既往前去發表了一通精神訓示。他對這些身為高級軍官的學員自然十分重視，他知道他們是成就他今後大業的棟樑，他更清楚眼下他們並非個個擁護他的政治主張。治人必須治心，治心方能正本，必須首先讓他們明白中央的真實意圖。

　　望著台下戎裝筆挺、神采奕奕的學員，他頗有些激動，大聲說道：「現在總有些人嚷著要和日本人開戰。他們終不知，貿然和日本開戰，不啻自尋滅亡。現在開戰，日本真是只要3天，就完全可以把我國要害地區都佔領下來，滅亡我中國。所以現在這個時候，說是可以和日本正式開戰，那是癡人說夢，太不知道自己，也太不知道敵人了。」

　　他頓了頓，望著台下虔誠、激動、驚訝、茫然，表情複雜的一張張面孔，提高了聲調，繼續說道：「現在本黨的中心，還是要安定內亂，共黨不除，難以抗日。當然對日本，我們也絕不屈服，但要講策略，要會周旋，我們的外交方針是『不絕交，不宣戰，不講和，不訂約』。」

　　他的這番話倒也實實在在展現了他當時的思想，但有一句話恐怕他自己也不會相信。日本3日真能滅亡中國嗎？日後蔣介石曾譏諷「日本無政治家，無領袖，其國之危，亦可惜哉！」其實當時他就十分清楚中日兩國的實力對比，他知道中國要擊敗日本不易，可彈丸小國日本要滅亡中國也是難上加難。他所以誇大其辭，無非是想為自己的理論尋找藉口，這不過是他政治手腕中的一個小把戲而已。

　　他的心裡，時刻都沒有忘記他的老對手，中共和紅軍，這幾乎是他一生中的心腹大患。早在1923年，中共就已被他擯出了合作的圈子。那年，他以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團長的身份訪蘇時，對蘇聯的政治制度進行了仔細觀察，他發現：「蘇聯的政治制度，乃是專制與恐怖的組織。」以他的話說，「與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相同的。」他還發現。蘇聯對中國外蒙有野心。這更堅定了他不與蘇聯、中共合作的態度。不合作，那就意味著只有消滅，他的政治觀點歷來如此。因而從這一天起，當時還與國民黨密切合作的中共和蘇聯顧問便成了他開始算計的潛在對手。日後，隨著他在國民黨中地位、權勢的不斷升高，他的這種觀念日趨強烈，最後終於導致了他對共產黨人的大規模屠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數年後，正是他背叛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走上了專制和恐怖的道路。歷史捉弄了國民黨，也把當時貧弱的中國更進一步引向了黑暗。

　　實際上，他早看出了中共潛在著一股不可遏制的發展勢頭。他並不怕那些軍閥實力派，幾年間無數次的較量，各路實力人物、英雄好漢都無一例外地栽在了他的手下，但唯有中共始終是他平起平坐的一個對手。他對各軍閥遠交近攻、重金收買的手段曾屢試不爽，但在中共面前卻根本無法奏效。他明白這個具有自己的主義和信仰的組織如果發展下去，等待他的將會是怎樣的命運。所以他不惜冒著失去一切的危險，也要把這個強健的幼虎扼殺在搖籃裡。

　　「九·一八」事變前的兩個月，他曾公開宣稱：「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共產黨，則縱為奴隸，亦不可得。」荒謬、反動得令人稱奇，這仍是他的一種策略。日後無論他對兩廣的李宗仁，西北的馮玉祥、還是對曾在淞滬抗戰中立下殊功的19路軍，他都是置日本人於不顧，以剿滅共產黨而後快。他那種由於中共的叛亂而干擾了其抗日的藉口在他所做所為的映襯下，顯得蒼白無力，前後矛盾，他的政治私心，他的獨裁統治決定了他只能走3年「對外妥協，對內鎮壓」的洋務主義老路，他也不是第二個曾國藩而已。

　　1923年他仇視蘇聯的原因之一是蘇聯對中國外蒙有領土野心。但20年後，正是他為了使蘇聯干涉中共，確保他在中國的統治，竟屈服于蘇聯的壓力，承認了外蒙的獨立，犯了連他自己都無法原諒自己的罪惡。

　　眼下，看著他的數十萬正規部隊對紅軍的「圍剿」取得初步勝利時，他自然急不可待地要剿滅紅軍，消滅中共，徹底地了卻他心中的隱患。對日本人，他認為時候未到。他要在自己的統治地位穩固後。在中共這個心腹之患去除後，再去會日本人。那時，即使他敗了，中國仍是他蔣介石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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