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失誤(91)_高金虎

九一

　　國王的秘密警察無所不在，國王的軍隊已經武裝到牙齒，這樣的國王會坐不穩江山？難以設想。美國情報界總的估計是，國王的地位是不可撼動的，這也為以前的危機所證實。1963年木就發生過庫姆事件嗎？可是，巴列維毫髮無損。美國情報界理所當然地推論，如果再次發生危機，國王一定可以憑藉他的鐵腕手段渡過難關。儘管「處死國王」的口號在美國喊出，儘管總統在歡迎國王時「熱淚盈眶」，儘管伊朗1978年上半年持續動盪，但沒有多少人懷疑，國王這一次仍將渡過難關。1978年 8月，中央情報局在一份分析報告中稱，伊朗並未處於革命中，甚至沒有出現革命的苗頭。一個月之後，國防情報局的一份報告大膽地預言，在今後10年時間內，巴列維國王仍將保持強有力的政權。既然如此，還有什麼必要搜集什麼情報呢？

　　美國情報界對一場宗教革命缺乏認識。宗教革命是一樁全新的事業。近代有過宗教改革，但這種宗教改革的目標和途徑與今天的伊朗革命截然不同。對一個全新的事物，美國情報機構缺乏清楚的認識。確實，我們對今天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已經不感到陌生，但20年前，原教旨主義確實是一個全新的事物。原教旨主義雖然不是初年代才產生的，但是，它一直處於被壓制的地位，沒有對伊斯蘭社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對這股存在於伊斯蘭社會的潛流，情報機構缺乏認識，也是可以理解的。

　　誰會想到，一群手無寸鐵的宗教徒會把一個掌握現代化武器的專制政權推翻？這確實是難以設想的事情。布熱津斯基說，一場成功的革命在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只有在革命已經成功後才能說它是不可避免的。他認為，只要掌握權力的領導人顯示出理智和決心，或是通過血腥的鎮壓，或是通過讓步的談判，都可以達到目的。當伊朗的宗教革命剛剛興起時，布熱津斯基根本就沒有把它放在眼裡，而是寄希望于向國王施加壓力，把危機消彌於無形。

　　他根本沒有想到，原教旨主義是伊斯蘭社會矛盾激化的必然產物，有著十分深刻的社會基礎和群眾基礎，它不同於歷史上改朝換代的革命。在伊斯蘭社會，它幾乎是整個民族的革命，整個社會的革命。只要它得以產生的社會根源不剷除，要撲滅它是根本不可能的。更有甚者，美國政府在危機後期竟然還寄厚望於伊斯蘭政權，指望可以與新政權搞好關係，維護美國在中東的利益。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妙利文的影響。11月9日，沙利文致電華盛頓。沙利文為這份電報起了一個很吸引人的題目：「不妨想一想不可想像的事情」。在電文中，沙利文指出，伊朗的穩定有賴於兩大支柱，一是君主制，一是什葉教派。在過去的15年中，宗教支柱基本上是從屬君主制的。如今宗教勢力崛起，因此，有必要重新檢查一下君主制方面所發生的變化。

　　沙利文說，公眾對國王的支持已經急劇減少，現在國王唯一可靠的力量就是軍隊，大多數觀察家都認為，目前君主制的支柱就是國王加軍隊。然而，隨著軍政府的建立，這種關係也發生了變化。局勢的變化要求我們研究一下軍隊和宗教勢力之間當前和將來的關係。如果軍政府控制不了宗教勢力，那麼就必須研究一下軍隊和宗教勢力相妥協的可能性，看看這種妥協對美國的利益會產生什麼影響。沙利文的結論是，對它之間的妥協，美國「應基本上感到滿意」，特別是如果它們能夠按照他預想的方向和平地實現的話。

　　他建議讓國王以及大部分高級軍官出國，宗教領導人和少壯派軍人將達成諒解。據他估計，宗教勢力可能會接受這種安排，因為這使他們部分地達到目的，既打倒了國王，避免了大流血，又得到一支願意替新政權效力的軍隊。他認為，這種可能性也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和伊朗之間的關係雖然不會像以前那樣親密，但是比起伊朗內亂、武裝部隊瓦解這種局面，那要有利得多。沙利文建議華盛頓「想人所不敢想的事情」，及時作好應變準備。卡特雖然對沙利文的工作不滿，但對這條建議似乎還是聽了進去。因此，在伊朗危機後期，美國政府對國王的支持是三心二意的。美國政府希望國王離開伊朗，讓巴赫蒂亞爾執政，緩和局勢。

　　伊朗雖然是美國的重要盟國，但華盛頓的伊朗問題專家屈指可數。派往德黑蘭出任伊朗大使的沙利文，雖然是一位頗有資歷的老外交官，但他對伊朗幾乎沒有什麼瞭解。在他工作的崗位中，距德黑蘭最近的是印度的加爾各答。他從來沒有到過伊斯蘭國家，對伊斯蘭的風俗習慣可以說是一無所知。之所以挑選這樣一個人當大使，據萬斯說，那是因為政府需要一個富有同專制政府及鐵腕人物打交道經歷的外交官，至於說對那個地區是否熟悉，對那裡的文化、習俗是否有專門知識，那是次要的。

　　1977年6月沙利文到德黑蘭就任，半年之後，伊朗的宗教革命就爆發了。儘管沙利文是一個勤奮的大使，但他顯然缺乏時間來熟悉情況。他對伊朗社會的瞭解是一知半解的。庫姆事件發生後，他意識到這是巴列維政府自1963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危機，但對於宗教在這次危機中的作用他看得並不清楚。在他的眼中，桑賈比、巴紮爾甘等世俗反對派的力量比宗教勢力影響要大得多，對霍梅尼的影響，他更是視而不見，他的目光停留在與國王關係密切的大阿亞圖拉身上。對霍梅尼發起的這場宗教革命的目標、性質，大使館更是知之甚少。美國大使館雇用了大量的伊朗人，但由於宗教的關係，這些伊朗人都是亞美尼亞基督徒，什葉派穆斯林微乎其微。

　　這一方面可以歸結為文化隔閡，美國人受的是西式教育，接受的是基督教文化，在宗教上與亞美尼亞基督徒有一種親近感，而對什葉派穆斯林，美國人則感到格格不入。當然反過來說也是如此。穆斯林認為，替外國人做事是不太好的。西方的道德規範及工作紀律與他們的社會習俗格格不入，他們也不願到使館做事。經常與大使館保持接觸的主要是一些在西方受過教育、仰慕西方文明的富家子弟。他們是既得利益者，希望與美國保持密切的聯繫。他們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對伊朗下層社會並不瞭解，對下層穆斯林的疾苦漠不關心。他們正是這場宗教革命的對象。沙利文自己也說，大使館把大量的時間耗費在與這些人周旋上面，得不償失。

　　當伊朗危機日益嚴重之時，沙利文也想彌補這個缺陷，準備與伊朗的反政府組織接觸。1月18日，大使館的政治官員約翰·斯坦普爾會見了作家協會的莫漢達姆·馬拉傑。通過會見，斯坦普爾發現，這位作家不僅與舊的民族陣線甚有距離，對保守的宗教勢力和激進的學生運動也知之甚少。5月份之後，大使館與巴紮爾甘等人保持了密切的接觸。桑賈比和巴紮爾甘的組織是這場革命的參加者，與他們接觸當然可以瞭解到很多反政府組織的情況。但是，他們並不是國王的真正敵人。

　　自50年代以來民族運動一直遭到國王的鎮壓，它的主要代表人物被投進了監獄。儘管如此，它在這場革命中的目標並不是要推翻國王的統治，而是對君主制進行改良，包括言論自由、實行多黨制。在這一點上，他們與美國政府有著更多的共同語言。大使館與他們接觸，自然覺得很是投機。但他們並不是這場革命的領導者，至多是三心二意的搭車者。對這場革命最終走向何方，他們心中無底。

　　實際上，即使是這些人對霍梅尼也不真正瞭解。巴紮爾甘認為，革命後的伊朗肯定會有一場制度變革，君主制也許會推翻，宗教力量也會參與政治，但是，領導權將掌握在他們手中。他們的觀點無疑對大使館的判斷有著影響。真正領導這楊宗教革命的激進宗教勢力，大使館根本不瞭解。要與這些人接觸，難度很大。他們一不懂波斯語言，二不懂伊斯蘭教，對伊朗的社會風俗也很不瞭解，怎麼可能與極端的宗教勢力接觸呢？政治組一位官員竟然不知道大阿亞圖拉布魯傑迪已經於1961年去世。大使館對什葉派的無知，由此可見一斑。對這場革命最終的目標，大使館當然不可能瞭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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