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失誤(90)_高金虎

九〇

　　中央情報局雖然與薩瓦克有情報聯繫，但一個秘密警察是不會告訴對方本國的政府出現了麻煩。而且，薩瓦克擅長的是血腥的鎮壓，真正的情報工作，他們並不在行。霍梅尼的錄音帶可以從海關大量流進伊朗就是一個明證。此外，中央情報局在伊朗的「主營業務」也不是搜集情報，而是從事反恐怖主義活動。中東是國際恐怖主義的溫床，而美國又是國際恐怖主義的首要目標，中央情報局不得不把重點放在反恐怖主義上面，至於說情報搜集，一個時間內是不可能提上日程的。除非發生突發事件，中央情報局不可能進行大量的情報研究。這就是特納面對卡特的質詢一臉茫然的原因。國防情報局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國防情報局沒有幾個情報人員負責伊朗國內的情報分析。

　　這樣，國務院及其大使館就成了搜集伊朗情報的主要來源。我們已經提到，大使館在事發之前已經向華盛頓發過警告，但都沒有得到重視。這樣，美國再經歷一次「情報失誤」也就不值得奇怪了。

　　「誰丟失了伊朗？」是白宮，還是蘭利，
　　抑或是沙利文？答曰：皆有份。

　　11月2日，沙利文的電報傳到白宮，布熱津斯基在每天早上的情況彙報中向總統提到了這一點，卡特震驚了。在他的心目中，伊朗一直是一塊平靜的土地，巴列維國王正有效地控制著整個國家，怎麼一下子會出現如此嚴峻的局面？他立即責問他的主要助手，包括總統首要情報顧問。中央情報局長斯坦斯菲爾德·特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國務卿萬斯。不料，這幾個美國政府中最神通的人物，對此也是一無所知，他們只得紛紛向自己的下屬查問。沒多久，國會也開始過問此事：國會每年撥款幾十億，用於情報事業，可是你們竟然連這麼大的事情都不能事先通報一聲，你們的情報經費都花到什麼地方去了？情報失誤一詞開始在華盛頓流行。幾乎整個華盛頓都在追問：誰應該對此事負責？

　　中央情報局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其他情報機構也不比中央情報局好多少。國家安全局在伊朗有幾個龐大的偵聽站，但偵聽站的目標是蘇聯的電訊，與伊朗無關，它無法提供伊朗的情報，國防情報局也是如此。在美國龐大的情報系統中，看起來只有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的情報稍好一些。他們早在1978年1月就發回了第一份警告性的電報，可惜這份電報沒有引起華盛頓的重視。此後，他們又斷斷續續地發回了一些有關伊朗的情報，但其命運不佳，沒有引起國務院的重視。

　　只是到11月2日，沙利文大使的電報才引起了布熱津斯基的重視，因而導致了3日特別協調委員會會議的召開。沙利文大使看來是最有理由逃避責難的一個人，但事實上，沙利文又是最容易引起爭議的一個人物。他的任期沒有結束，卡特已經免去了他的大使職務，而布熱津斯基對沙利文也相當不滿。在伊朗事件發生之前，布熱津斯基和沙利文已經有過幾次交鋒，這以後，兩人更是相互攻汗。沙利文說華盛頓不聽他的意見，沒有及時調整美國的對伊政策，在霍梅尼神權革命成功後，沒有與新政權及時接觸，從而失去了與新政權改善關係的良機，最終導致人質事件的發生。而布熱津斯基則指責沙利文不聽政令，自行其是。兩人爭論的焦點在於：沙利文到底是不是有先見之明，預告過伊朗危機？

　　事後看來，德黑蘭大使館確實向華盛頓發出過警告。1978年1月8日，伊朗出現流血事件，從而拉開了其後一連串災難的序幕。當時，居住在伊拉克納傑夫地區的阿亞圖拉霍梅尼把他的講話製成錄音帶，讓信徒們從伊拉克帶回伊朗。這些錄音帶一傳十。十傳百地傳開了。伊朗各地的信徒們，通過錄音機聽到了阿亞圖拉的聲音。此外，反對派還通過各種途徑到納傑夫拜訪霍梅尼。國王聽到這個消息後大發雷霆，發誓要進行報復。

　　他命令在伊朗《消息報》上刊登一篇低毀霍梅尼文章，說霍梅尼的生身母親是舞女，從而觸發了星星之火。第二天，在聖城庫姆的清真寺，穆斯林進行示威遊行，抗議國王對阿亞圖拉的人身攻擊。軍警向示威群眾開了槍，打死了好幾個人。此後，這種衝突演變成惡性循環。根據什葉派戒律，人死40天后要舉行送殯儀式。示威者利用這種儀式再次抗議政府，政府再次出兵鎮壓，再次釀成流血事件，人們再次進行示威……如此循環往復，血越流越多，衝突越來越激烈，矛盾越來越尖銳。2月18日在大不裡士，示威群眾喊出了「打倒國王」的口號，衝突逐漸演變成一場宗教革命。

　　除了大使館內部意見分歧外，在伊朗危機的向。猶豫不決本身對時局的判斷發生了矛盾，進一步削弱了警報的可信。死前，沙利文一直認為，國王能夠應付得了這場危機，美國政府不應與反對派聯絡，一直到10月27日，他都堅持自己的觀點。在27日的電報中，沙利文說「國王是既能約束軍方，又能領導國家實行有控制的過渡的獨一無二的人物……我強烈反對向霍梅尼作任何試探……我們註定得與國王合作。他已表現出驚人的靈活性；依我看來，如果能以負責的方式在伊朗建立真正民主的政權，他也準備接受」。但是，幾乎一夜之間，他的觀點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在2日的電報中，他說國王的政權已經搖搖欲墜，除了實行軍事管制外，別無良策。這個180度的大轉變，讓華盛頓的決策者們瞠目結舌。

　　在整個伊朗問題上，大使館並不能以一個聲音說話。1978年春天，伊朗的動亂剛剛開始時，大使館對伊朗的局勢作出了正確的判斷。但是，關於伊朗事件的發展方向，大使館內部的意見並不是一致的。沙利文本人對國王政權的命運是比較樂觀的，國王雖然遇到了嚴重的麻煩，但這並不至於影響到君主制度本身，而大使館政治組的看法則要嚴峻得多。對政治組的看法，沙利文是不同意的。

　　但是，向國務院上報情況，並不是大使的專利，沙利文無法阻止政治組把自己的判斷發往華盛頓，但是，他通過別的途徑阻止這些情報在華盛頓產生影響。這就是規定情報的密級，這是他和他的副手的權利。這樣，政治組分析報告的密級比起大使本人使用的要低，而且都是航空郵件寄送，這就註定這些警告不會在華盛頓引起任何反響。難怪，1978年10月27日，國務院情報研究司肯定，被德黑蘭大使館扣發的情報比美國其他任何一個大使館扣發的都要多。國王倒臺後，國務院的一份研究報告也得出相同的結論，說「暗示（國王）遇到嚴重問題的難得的幾份情報被扣發了」。

　　「我們所瞭解的邊界那邊蘇聯境內穆斯林持
　　不同政見者的情況，比我們所瞭解的邊界這邊伊
　　朗這些人的情況，可能還要多一些。」
　　——美國一位情報官員如是說。

　　美國情報界對伊朗的局勢有一個基本的估計，那就是國王的地位是穩固的，這不僅是對伊朗形勢的「客觀」估計，也是美國政策上的「客觀」需要。在外人眼中，巴列維國王是一個強硬的君主，其專制制度在當代的民主化浪潮中堪稱一道亮麗的風景。世界上的王國何其多也，可那絕大多數是君主立憲制。這立憲君主，就跟一個普通的老百姓差不了多少。他們僅是國家的象徵，在維持國家的穩定上，他們有一定的作用，在其他問題上，他們只是起一個名義上的作用，如英國女王，荷蘭的君主，日本的天皇……莫不如是。像巴列維手執黨政軍警大權於一身，一句話決定一個人生死的君主，這個世界上是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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