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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


  實現埃以和解是卡特中東政策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卡特已經把全副身心投入其間。同時,美國和蘇聯之間正在進行限制戰略武器的會談。11月和12月,中國和美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談判也在秘密進行,這些都是要求卡特和布熱津斯基親自關注的重要談判。緊迫性一點也不比伊朗問題差。美國外交決策的幾位關鍵人物:卡特、布熱津斯基和萬斯都忙得團團轉。卡特和布熱津斯基留守國內,萬斯正在中東斡旋。華盛頓的緊張狀況,連身處德黑蘭的沙利文也感覺到了。

  國務院已經代卡特草擬了一封致巴列維的信件,準備通過抄利文轉交,但卡特連簽名的時間都沒有。最後因時過境遷,這封信竟然沒有發出。布熱津斯基常常是一個會議還沒有開完,就匆匆趕往另一個會場參加另一個更為重要的會議。布熱津斯基後來痛苦地承認,在伊朗危機變得非常嚴重之前,高層決策人士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其他一些非常耗費時間和精力、使人必須全神貫注的問題上。華盛頓是在1979年11月伊朗扣留了美國人質後才真正重視伊朗問題的,在此之前,它根本無暇顧及。

  接到沙利文11月1日的告急電後,布熱津斯基根據總統的委託,召開特別協調委員會會議。布熱津斯基與萬斯不和,這在華盛頓已經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他早已知道國務院會另出蹊徑,但天賜良機,萬斯剛好不在華盛頓,布熱津斯基得以獨斷專行,甩開國務院放手大幹一番。不料克裡斯托弗還是提出一個議案,要求國王繼續實行自由化。布熱津斯基對此當然惱怒。可恨的是,中央情報局局長特納竟然也隨聲附和,這就讓市熱津斯基覺得有必要採取一些組織措施了。中央情報局德黑蘭情報站工作不力,應該受到申斥。沙利文執行的是國務院的指示,他的話也不能相信。要瞭解真實情況,唯有向德黑蘭派出自己的特工人員。

  11月9日,布熱津斯基向德黑蘭派去了一位秘使,這是一位美國大公司的老闆,但以前是中央情報局德黑蘭情報站的站長,熟悉伊朗情況,與國王有私交。布熱津斯基讓他在伊朗利用各種關條,向美國決策者提供情況。緊接著,美國財政部長布盧門撒爾也來了,中央情報局第三號人物鮑勃·鮑伊也來了,參議院多數党領袖羅伯特·伯特也來了。他們帶著布熱津斯基的意見,向國王表示美國的支持。對這種做法,沙利文表示不滿,特地發報向布熱津斯基表示抗議。布熱津斯基可不會在乎一個大使的意見。

  根據布熱津斯基的建議,卡特總統向布熱津斯基、特納和萬斯寫了一個便條,對情報工作進行了申斥,以表達總統自己的不滿。布熱津斯基擔心只申斥特納會引起其他人的反感,乾脆建議總統把自己一塊罵了。結果,11月11日,萬斯等人便收到了卡特的便條:「致賽伊、茲比格、斯坦——我們政治情報工作的質量不能使我滿意。估計一下我們的實力並儘快向我報告我們在世界最重要地區的活動能力。為了改進你們向我提供情報和建議的能力,應當做些什麼,請提出聯合建議。」

  美國的情報工作當然應該改進。伊朗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國家,它是美國的一個重要的盟國,這樣一個國家的政府即將垮臺,而情報機構竟然茫然不知,這樣的機構不挨批評,那是不可想像的。實際上,美國情報界有大量的人員在伊朗活動,中央情報局德黑蘭情報站竟然有50人,超過一個小國家的使館總人員。應該說,力量是夠強大的,但在事態發展到不可收拾之前,德黑蘭情報站竟然沒有發回一份像樣的、涉及伊朗問題的情報。

  中央情報局局長特納感到很尷尬。在他的心目中,伊朗從來就不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目標。他怎麼也沒有想到最不可能出問題的地方出了盆子。國家安全局在伊朗也有電子偵聽站,而混雜在會委眾生中的普通情報人員,那就更加難以計數了。此外,國防情報局與伊朗軍事情報部門、中央情報局與伊朗國家安全情報署(薩瓦克)也有直接的情報聯繫。按理說,美國在伊朗的耳目不可謂不多,可怎麼就沒有在暴風雨前夕覺察到大氣的變化呢?

  情報界土氣低落,這是卡特時期美國情報界一個不爭的事實。由於中央情報局此前大肆從事非法的隱蔽行動,目標從推翻外國的合法政府、暗殺主權國家的領導人,到向反政府武裝提供支持,最後竟然發展到在美國本上從事間諜活動,充當美國國內鬥爭的工具。這些醜聞揭露後,在美國引起軒然大波。早在福特政府時期,美國國會就加強了對情報界的控制,國會成立專門委員會對中央情報局的非法活動進行了調查。情報監督成了1976年美國大選的一個主題詞。在大選中,卡特抓住中央情報局大做文章,攻擊中央情報局是「離群之象」,表示一旦當選,將加強情報立法,加強對中央情報局的監督。

  後來,卡特果然兌現了自己的諾言。新任中央情報局長特納對中央情報局的隱蔽行動機構進行了清查,削減了情報經費,裁減了情報人員,特納的作法被請報界戲稱為「萬聖節大屠殺」,他在中央情報局遭到了強有力的反對。特納的想法常常遭到中央情報局的抵制,對他提出的情報指令,中央情報局往往以各種藉口進行搪塞。中央情報局的職業情報官員對卡特和特納都失去了信心。1980年大選時,特納曾在私下裡進行了一個測驗,他的14名高級助手中,有12名希望裡根上臺執政。卡特怎麼可能指望這樣一個情報機構向他提供出色的情報保障呢?裡根上臺後,中央情報局新任局長威廉·凱西發現,中央情報局特別缺乏自信心,很多情報人員的自我價值感越來越淡漠,因此,他一上臺就提出要進行補救,而開出的藥方就是信心、信任和榮譽。

  一支缺乏土氣、缺乏自信和榮譽的情報隊伍是不可能進行創造性的工作的。特納的中央情報局就是這種局面。情報人員每天面對大量的情報資料,大量的時間消耗在處理既有的情報資料上,完成每天必須完成的《國家情報日報》或《總統每日情報簡報》。至於說情報預測,對情報的綜合研究,幾乎沒有人進行研究,也沒有要求他們去幹。情報界的首腦似乎滿足于應付平時的日常事務,只要不出大的漏子,就謝天謝地了。情報人員完全埋沒于事務性的工作,成了產生情報的機器。

  而這些情報除了一些大家已經知、道的內容外,幾乎沒有什麼新的發現。中央情報局伊朗問題專家歐內斯特·奧尼說,他有幾份情報曾經得到過上層人物的好評,但從未有人對他的工作進行質疑。為了產生情報,他不必每天坐在寫字臺前冥思苦想,甚至根本不需要進行什麼思考,只要把下面報來的情報資料整理成文就行了。情報工作,一項需要進行分析、綜合、預測的高層次的腦力勞動,成了可以產生相同產品的情報生產線。

  美國在伊朗的情報人員確實不少,但實際上他們搜集的情報與伊朗有關的很少。中央情報局在伊朗是為了從事反恐怖主義活動,國防情報局在伊朗活動是為了向伊朗出售軍火。大使館軍事組著力研究的也是如何為美國的軍事工業找到顧客。國家安全局在伊朗是為了監聽蘇聯的電訊,對伊朗國內的情報,他們根本無暇顧及。國家安全局曾提出在大使館安裝一個最先進的電子潛聽哨,其1/3的作用範圍是伊朗政府,但沙利文卻拒絕了。理由是,他經常與國王接觸,如果有什麼問題,國王會徵詢他的意見,而且,「薩瓦克就是我們的手掌」,沒有必要再花力氣搜集伊朗方面的情報。中央情報局沒有在國王身邊安插情報人員,連國王的身體狀況美國人員也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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