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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


  1972年4月,他又說:「有一系列的有利條件保佑著以色列,這是我們的人民在過去從未目睹過的。第一個因素是以色列國防軍,我們的軍隊優於敵人,它為我們和我們的鄰國帶來了和平的希望;第二個因素是以色列政府擁有對從約旦到蘇伊土運河的管轄權。」達揚自信的話語感染了身邊的每一個人,也感染了以色列人民。在他的影響下,沒有人相信以色列有什麼麻煩。除非埃及領導人瘋了,他才會下令跨過蘇伊士運河。

  事實戳破了達揚為自己營造的肥皂泡。戰爭爆發了,但埃及領導人沒有發瘋,真正發瘋了的是以色列領導人。他們對即將到來的風暴熟視無睹,結果讓以色列遭到了慘重的損失。戰爭沒有結束,就有人要求達揚辭職。有的人指著達揚說:「你在今後一生中應當做花園工人,給陣亡戰士墳墓上的鮮花澆水。」一份有60人簽名的聲明在報上發表,直言不諱地要求達揚辭職,為戰爭的失敗負直接責任。陣亡將士的家屬甚至指著達揚喊「殺人犯」!

  應該說達標和澤拉都是非常優秀的軍人。俄後阿格拉那特委員會認為,澤拉是「一個具有卓越才能的人,他給上。下級都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並且深受政府的尊敬」。但是,他卻不是一個好的情報軍官,充當情報部長更不是一個合適的選擇。然而,以色列政府選擇了他,從而為1973年10月的災難性的後果埋下了伏筆。一名優秀的情報部長,應該有他自己的觀點,但是,他尤其應該具有廣闊的胸懷,能根據情況的不斷變化修正自己的觀點,並適時地下達情報指令。他應該在上、下級之間充當中介,使上情下達,使下級正確理解上級的意圖。然而澤拉沒有做到這一點。他不僅把自己看成是先知先覺,而且還竭力影響軍政決策人員的獨立判斷。他相信他能使以色列政治機關的所有人都信服他。他不以為自己是一個參謀,而把自己當成「以色列所有情報事務的唯一決策者」。

  在贖罪日戰爭爆發前,以色列情報部門總共收到400份情報,說明戰爭即將爆發,但是這些電報因為同澤拉的概念相矛盾,被他全部扣留,結果,總參謀長埃拉紮爾沒能看到這些情報。戰後,他對阿格拉那特委員會說,如果他知道這麼多情報,他肯定會改變看法。澤拉在錯誤面前,還為自己辯解:「我在以色列軍隊服務的年月裡,大部分時間是當指揮官而不是參謀官,因此我的性格……沒有給我養成向上請示、求教的習慣,凡屬我職權範圍的事,我一般不推給上司處理。」正是這種自負的性格使他在危機迫在眉睫時仍固執己見,終於給國家釀成巨大災難。

  這一點,澤拉與他的前任亞利夫形成鮮明的對照。亞利夫為人謹小慎微,他深知情報無小事,一不小心就會給國家帶來災難,尤其像以色列這樣一個處於四面包圍之中的小國。他在任時,每當埃及進行軍事演習,他總是特別關注。因為他知道,演習和戰爭之間沒有截然的區別,進行演習本身就反映了決策者的意圖。只要時機成熟,條件具備,一場演習隨時可能演變成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正因如此,埃及對亞利夫十分顧忌。當亞利夫在1972年退休後,阿拉伯國家總算如釋重負。當亞利夫得知接替自己的將是澤拉時,他說:「現在我們是在向災難進發了,因為以色列的軍隊系統由三個不懂害怕為何意的人來掌管了。」這三個被稱為以色列「英雄統治集團」的人正是國防部長達揚、總參謀長埃拉紮爾和軍事情報部長澤拉。亞利夫不幸而言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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