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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


  更嚴重的是,由於他的專斷作風,澤拉將自己的信條貫穿到整個情報分析工作中。不僅在軍事情報部人們不能對他的假設提出挑戰,甚至於他的同僚對他的假設也不能提出異議。這不能不說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如果他能正視現實,及時地審視自己的假設,或許不會出現贖罪日戰爭前的情景。但是在批判了澤拉的假設後,人們又感到困惑:情報分析真的能做到摒棄先入之見嗎?答案只有一個:不能。

  毫無疑問,死守教條是以色列在贖罪日戰爭前出現情報失誤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我們並不能據此一概摒棄假設的作用。作為一個思維主體,人的大腦難以完全摒棄外界的干擾。事實上,人們在認識一個事物前,心中總對它有一種印象,然後,帶著印象去觀察它,這就是先人之見。絕對地避免先人之見是不可能的,情報分析也是如此。進行假設,利用假設進行情報分析,對情報分析人員來說是絕對必須的,否則,他將淹沒在浩如煙海的情報資料中,其結果將是情報資料百科全書式的堆積,與情報分析是風馬牛不相及。在情報分析時進行假設是必然的,完全摒棄假設是不現實的。

  但是,墨守成規、排斥新事物是人的天性,假設一旦形成,很容易轉變成思維定勢。某種理論,一旦被請報分析人員所接受,它就會影響人的思維,甚至於使人對新事物視而不見,情報失誤就此發生。澤拉的錯誤正在於此。羅伯特·傑維斯指出:當大量情報與占支配地位的觀點不一致時,情報分析人員改變自己觀點的可能性要比那些不一致的情報逐步到來大得多。贖罪日戰爭前,阿穆恩收到這麼多與澤拉觀點不一致的情報,但都沒能改變他的思維定勢,可見他的先入為主已經嚴重到何種地步!

  不合理的情報體制,再加上一個狂妄的情報
  機構領導人,使本來可以避免的災難成為不可避
  免。

  戰後,為了調查以色列在戰爭爆發前出現失誤的原因,以色列成立了最高法院院長阿格拉那特為首的委員會。委員會認為,以色列遭到突然襲擊的最大原因是軍事情報部錯誤判斷了阿拉伯國家的開戰意圖,軍事情報部部長澤拉「嚴重失職……不能繼續擔任軍事情報部部長職務」,他的副手沙勒夫「不能繼續在情報部門工作」,其餘兩名高級軍事情報官員也被解除職務。此外,阿格拉那特委員會還就以色列軍事情報工作提出了改進意見。

  阿格拉那特委員會為了糾正以色列情報體制方面的缺陷,提出了五點改進措施:1.政府要有自己獨立的輔佐機構,以便對政略和戰略方面的情報進行分析;2.加強外交部情報研究室,使外交部能獨立進行情報分析;3各情報機構之間要進行情報交流,彼此之間提供原始情報材料,同時上報總理和國防部長;4.鼓勵情報人員提出不同意見;5.情報分析機構要設在摩薩德。

  以色列情報界由四個國家級情報機構組成,它們是:以色列中央情報局「摩薩德」,軍事情報部「阿穆恩」,負責反間諜事務的「欣貝特」,從屬￿外交部的情報研究室。在第三次中東戰爭之前,摩薩德佔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但由於以色列在第三次中東戰爭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軍事情報部的地位隨之上升,淩駕於其他情報機構之上。它使外交部情報研究室和摩薩德想要擴大規模或進行獨立情報分析的企圖化為泡影。軍事情報部不僅搜集軍事情報,而且涉足其他情報領域,成為政府主要的情報來源。

  由於以色列政府沒有其他的參謀機構,它本身不能獨立作出情報判斷,一切工作有賴於軍事情報部。軍事情報部不僅負責提供情報,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參與了政府的決策。這是情報工作最忌諱的。在這種體制下,以色列政府的決策優劣就取決於軍事情報部的工作質量。萬一軍事情報部工作出現失誤,那麼連改正錯誤的機會都微乎其微。贖罪日戰爭前的情況正是如此。在9月24日總參謀部的會議上,澤拉誇口說,如果阿拉伯國家想發動戰爭,阿穆思至少會在48小時前得到警告。這樣,以色列將有充分的時間來進行戰爭動員,挫敗阿拉伯國家的進攻。9月30日,以色列軍方高層人士再次開會,討論戰爭問題。會上,摩薩德首腦紮米爾、副總參謀長塔爾少將都憂心什仲,他們要求起碼進行部分動員,但澤拉依然很自信地說,阿穆周至少會準確無誤地提前48小時得到警告,因而反對採取任何行動。

  10月5日,「廚房內閣」開會討論戰爭問題,埃拉紮爾要求動員預備役軍人,但遭到達標的反對。他對梅厄夫人說:「如果你採納他的建議,我不會礙事,也不會辭職,但是你很清楚,總動員是多此一舉。」後來,達揚為自己的行動辯護。他說,當時他確實沒有想到會爆發戰爭,「我並不是唯一有這種想法的人,而且在那天我也沒有聽到任何人說過戰爭即將爆發。」事實是,在開會之前,達揚已經得到澤拉的保證,迄今為止,情報顯示出的徵兆儘管是不祥的,但是,就地所見,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很小」,甚至「小而又小」,在這種情況下,他怎麼會同意進行戰爭動員呢?

  在戰爭爆發前,摩薩德通過各種途徑獲悉了埃及的『白德爾行動」計劃,摩薩德首腦紮米爾竭力向澤拉和其他領導人說明,戰爭即將爆發,但澤拉等人無動於衷。10月4日晚,一位潛伏在開羅的摩薩德特工提供了埃及發起進攻的日期和具體時間,摩薩德的值日官打電話給澤拉的副手。這位副手竟怒氣衝衝地說,如果他膽敢再次在這種時間告訴他如此荒唐的事情,就一定不讓他在以色列政府機關於下去。阿穆恩在以色列情報界的跋扈一至於斯,怎麼可能不犯錯誤呢?

  像澤拉那樣,在以色列軍界飛揚跋扈的還有達揚。第三次中東戰爭的勝利,使達揚的聲望空前地提高了。正是達揚給了以色列人前所未有的信心,並且在短短的六天內創造了軍事奇跡。過去,以色列國父本一古裡安被人們看作以色列勝利和生存的象徵,可現在達揚取代了他的位置。在國際上,達揚的聲望也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點。美國陸軍中將路易斯·沃特稱達揚是一名傑出的戰略家和戰術家,並說「我不希望與他處於對立面」。以色列人把自己的安全全部寄託在達揚一人身上,他說話的分量就可想而知了。

  當他反對總動員時,梅厄夫人就只好動員10萬人,而埃拉紮爾則什麼事也幹不成。事後,梅厄在以色列的電視節目裡抱怨說:「如果有某位有權建議動員的人來到時,我立刻就會同意。」梅厄此言,當然是在為自己開脫責任,但你只要想一想,一個從來沒有摸過槍桿子的老太太,面對一個有幾十年戎馬生涯而對全面動員恰恰又持反對意見的國防部長,她能幹什麼呢?她能力排眾議,讓國防部長當眾難堪,宣佈進行總動員?很難設想。達揚把一個難以處理的球傳遞給了梅厄,讓老太太去傷腦筋,結果當然沒有出乎他意料之外。

  可是這位以色列的戰爭之神卻完全被勝利沖昏了頭腦。他只看到了以色列的力量,而沒有看到潛在的危險。他只瞭解自己的軍隊,卻根本不瞭解自己的對手。他怎麼也弄不明白,阿拉伯國家的失敗一次比一次慘,卻怎麼也不肯坐下來與以色列談判,接受以色列的和平條件。他不止一次地誇口:「以色列沒有什麼好擔心的。」1971年3月,在魏茨曼學院的演說中,他又說:「無論在軍事上,還是在政治上,我們的處境都不可能比現在更好,如果戰爭重新開始,只會證明我們比以前更強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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