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失誤(82)_高金虎

八二

　　他的主張是，要麼等到埃及徹底武裝起來，向以色列發動進攻，收復所有的失地，要麼就繼續忍受下去。由於埃及全面武裝超過以色列的可能性幾乎是零，薩迪克實際上不主張與以色列開戰。這就不能為薩達特容忍。到1972年底，薩迪克在戰爭準備問題上還是裹足不前，薩達特毫不猶豫地撤掉了他的國防部長職務，轉而以伊斯梅爾·阿裡取而代之。埃軍總參謀長沙茲利認為，不管埃及如何努力，埃及和以色列在空軍方面的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擴大，即使蘇聯向埃及提供它最先進的飛機，考慮到美國對以色列的援助，埃及空軍仍然不是以軍的對手，更何況蘇聯並不想向埃及提供此類飛機。埃及意識到它從以色列手中奪取空中優勢的可能性幾乎接近於零。但是，沙茲利此言並不表明他反對開戰，恰恰相反，他在尋求抵消以色列空中優勢的方法。

　　沙茲利找到了，「六天」戰爭後蘇聯的軍事學說就特別強調防空火炮和導彈對制空權的影響，沙茲利敏銳地意識到，這正是抵消以色列空中優勢的方法。因此，蘇聯新式的薩姆導彈列入了埃及的軍火引進清單。以色列對此卻毫不知情，依然沉浸在空中優勢的幻想中，無怪乎以色列前空軍司令霍德到10月6日上午10時還不相信戰爭即將爆發，說：「埃及還沒有空軍呢！」

　　由於以色列低估了阿拉伯國家的軍事實力，在分析阿拉伯國家的意圖時，也就不可避免地發生誤差。以色列接受了克勞塞維茨的觀點，認為只有勝利的戰爭才能達到政治目的。以色列在歷次中東戰爭中的勝利也證實了克勞塞維茨的觀點。但是，阿拉伯人並不這麼看，經歷了三次軍事失敗的埃及決策者更不如此看。他們認為，軍事行動應當從屬政治，即使無法保證取得軍事勝利，只要政治目標得到實現，民族尊嚴得到恢復，政權得以鞏固，即使這場戰爭從一開始就沒有勝利的希望，進行這場戰爭還是值得的。對於贖罪日戰爭前的埃及來說，情況正是如此。

　　由於多次戰敗，埃及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受到沉重打擊，不戰術和的局面給埃及的國民經濟造成沉重的負擔，人民對此不滿，薩達特的政權不穩。他必須打破僵局，打破僵局的辦法，就是與以色列重開戰端。他說：「不管發生什麼事，人們將會說我已履行了職責。在渡河期間，如果我們失敗了，這是我們的命運。但是人民不能責備我們。不管付出什麼代價，我們已經保衛了埃及的尊嚴，即使在渡河期間，我們損失兩萬人也在所不惜。」對薩達特來說，他的目標不是消滅以色列，而是同以色列打一仗，以恢復埃及人的自信心。根據埃及當時的實力，要實現這個目標是有能力的。而以色列卻沒有意識到埃及對以色列政策的轉變，仍然以過去的經驗看待埃以矛盾，出現估計失誤也就不可避免。

　　僵化的理論，墨守成規的思維方法，使以色列
　　情報部門面對新形勢、新問題無動於衷，對即將到
　　來的危機視而不見。

　　對邊界地帶出現的異常軍事形勢，以色列的情報人員是不是都視而不見？肯定不是。這個世界上沒有先知先覺者，但是，只要你面對現實，及時發現問題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實際上，戰爭爆發之前，達揚、埃拉紮爾和霍菲都對邊境地區的形勢表示過擔心，但是，不可理解的是，他們誰也沒有採取行動，來避免這場危機。

　　能夠採取行動的人對即將來臨的風暴無動於衷，處於戰爭前沿、從蛛絲馬跡中察覺到情況有變的下級情報人員，卻在認認真真地進行分析、預測。

　　西曼·托夫是一個基層情報人員，戰爭爆發前是南部軍區司令部情報處的情報參謀，專門分析埃及軍隊的戰鬥序列。他從埃及軍隊調動的跡象中，察覺出一些蛛絲馬跡。10月1日和3日他兩次對埃及在蘇伊士運河沿岸的兵力部署情況作了詳細的分析，認為埃及的演習是為了掩飾它的戰爭準備。他說：「從一切可以觀察到的跡象來看，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了。」事後證明，這是以色列情報部門第一份有關戰爭的情報報告。

　　報告送到了南部軍區司令部情報處處長戴維·格達利亞中校手中。格達利亞毫不猶豫地駁回了托夫的報告，理由是，這份報告與「情報部的判斷——埃軍的行動是演習——相互矛盾」。格達利亞在這裡似乎忘記了一個基本原則；以色列軍事情報部本身的判斷也有賴於基層情報單位提供的情報。他對軍事情報部所作的判斷毫不懷疑，更沒有去想一想，為什麼身處前線的托夫分析的結果與軍事情報部的判斷相反。

　　埃及的軍事調動也引起了另外一位情報人員的注意。10月5日下午1點鐘，軍事情報部埃及科科長約拿·班德曼中校起草了一份情報分析報告。在報告的前39段，他列舉了埃及的軍事集結，給人的印象是戰爭即將爆發。但是，在寫完這39段以後，班德曼覺得意猶未盡，又在後面寫上一段自己對上述跡象的分析。他說：「即使運河沿岸的軍事部署似乎反映了進攻的企圖，根據我們所作的最佳估計，埃及人對於他們自己和以色列國防軍之間的軍事力量對比的判斷並未發生任何變化。因此，埃及企圖重新開戰的可能性很小。」我們注意到，班德曼自相矛盾的根本原因也在於軍事情報部所作的「最佳估計」。

　　以色列軍事情報部到底是如何估計阿拉伯國家的意圖的？原來，澤拉於1972年10月上任後，對阿以之間的力量對比及可能出現的情況作過兩條最基本的判斷。他認為：一、埃及在取得空中優勢前，不會發動進攻，也就是說，如果埃及沒有襲擊以色列的手段，如遠程轟炸機或地地導彈，它就不會發動戰爭；二、如果沒有埃及的配合，敘利亞也沒有能力發動一場戰爭。澤拉的理論被他的同僚廣泛接受，他因為這一條理論獲得了聲譽。由於澤拉是軍事情報部長，以色列軍事情報部把這兩個信條當作金科玉律，並以這兩個標準來取捨情報。

　　在估計埃及的意圖時，情報人員心中總會問上一句：埃及擁有戰略空軍沒有？埃及和以色列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改變沒有？如果沒有，那麼戰爭就不會打起來。凡是符合這幾種假設的情報資料，情報人員就將它當作真實情報，反之則斥之為「不真實」。即使在情報搜集部門掌握了大量證據，說明阿拉伯國家即將發動進攻，澤拉仍認為，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小之又小」。事實證明，澤拉的假設錯了。人們指責澤拉用先入為主的假設主宰了情報分析人員的視野，以至於對即將出現的危險機而不見。

　　應該說，澤拉的假設在贖罪日戰爭前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都是正確的。它是在分析了「六天」戰爭後中東的力量對比之後得出的結論。澤拉根據他的假設，也曾作出過幾次正確的判斷。關鍵是，客觀事物在不斷變化，埃以雙方的力量對比也在不斷發生變化。當時正確，並不意味著永遠正確。任何假設，必須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只有這樣，假設才不會過時，才不致於誤事。但澤拉明顯沒有做到這一點。他將他的假設看成是一成不變的、永遠正確的真理。他認為埃及的空軍在1974年之前不會對以色列產生威脅，埃及不會貿然發動戰爭。當埃及大量引進薩姆導彈後，以色列情報機構雖然瞭解這一事實，卻沒有對此進行正確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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