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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


  1967年的第三次中東戰爭確實是以色列歷史上極具重要意義的一場戰爭。在此之前,以色列雖然已經吞併了阿拉伯國家的大片領土,但是,它還是缺乏防禦縱深。聯合國為它規定的邊界使它不可能具有這種防禦縱深。第三次中東戰爭前,埃及人佔領的加沙地帶猶如一把尖刀,直指以色列南部和沿海一線。這一帶人口集中的城鎮全部處於埃及的威脅之下,而聖城耶路撒冷則一分為二,以色列掌握了新城,而舊城仍舊掌握在約旦人手中,阿拉伯人可以輕易地從那裡向以色列出擊,耶路撒冷的槍擊事件不斷發生。

  約旦軍隊只要沿著通向耶路撒冷的街道向前推進500米,就能切斷通向以色列首都特拉維夫的主動脈。約旦駐守在圖勒卡爾姆的部隊,能監視10英里外的以色列濱海城市尼塔尼亞,只要用裝甲兵向前推進這一段距離,就可以把以色列攔腰切斷。在北線,敘利亞軍隊駐紮在戈蘭高地上,以色列北部村鎮盡在敘利亞的火力控制之下。這種態勢讓以色列軍方憂心忡忡。他們認為,無論什麼時候,以色列軍隊都要掌握戰略主動權,如果讓阿拉伯人掌握了光機,那麼,以色列真可能被趕入大海。

  第三次中東戰爭的結局徹底改變了這種局面。以色列軍隊在北線佔領了戈蘭高地,俯瞰以色列的一顆釘子被拔掉了。現在不是敘利亞威脅以色列,而是恰好相反。在南線,以色列不僅奪得了加沙地帶,而且佔領了西奈半島,從而徹底消除了來自埃及的威脅,埃及的主要城市塞得港、蘇伊士城和伊斯梅利亞都處於以軍的炮擊威脅下,以色列空軍再度到達埃及的首都開羅也不是一件難事。現在,如果埃及人要向以色列發動進攻,埃及軍隊首先就面臨如何橫渡蘇伊士運河的問題,即使他們渡過運河,加妙地帶的廣闊空間也足以使以色列軍隊與埃及人周旋。

  而且,對埃及軍隊來說,要克服運河和沙漠這兩大障礙向以色列本土發動進攻,絕非易事。而由於耶路撒冷全部被以色列佔領,以色列不用再擔心約旦把以色列攔腰切斷了。如果說真的存在什麼「生存空間」的話,那麼以色列的生存空間現在真是大大改善了。過去,埃及空軍從本土飛到以色列只需4分鐘,現在,這段時間已經延長到16分鐘,以色列有足夠的時間來對付危機了。以色列的戰略地位有了很大改善。

  第三次中東戰爭以後的六年被絕大多數以色列人認為是以色列立國以來最好的六年。這六年間,以色列經濟繁榮,國內穩定,特別是外部環境有了很大的改善。阿拉伯國家被打敗了,以至於在與猶太人相處時失去了自信心。人們相信,事態正處於良好的控制之中。儘管阿拉伯人不願按照以色列的條件在和平協定上簽字,以色列人還是對「六天」戰爭後的現狀感到滿意。儘管以色列人從未忘記阿拉伯人消滅以色列的夢想,但絕大多數以色列人認為,阿拉伯人的這個夢想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無法變成現實。以色列立國以來就有的居安思危心理立即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狂妄。麻痹、輕敵。阿裡爾·沙龍宣稱:「以色列現在是一個超級大國,歐洲任何一個國家的軍隊都不如我們。我們能在一個星期之內征服從喀土穆到巴格達和阿爾及利亞這一廣袤的地區。」

  沙龍此言典型地暴露出以色列政界、軍界特別是軍事情報部門在「六天」戰爭後的狂妄心態。對阿拉伯人的和平倡議,他們輕率地拒絕了。阿拉伯人要和平可以,但要以色列從被占領土上撤軍,沒門兒!在以色列看來,戰敗者是沒有資格討價還價的。阿拉伯人除了按以色列的條件在協議上簽字外,沒有其他選擇。他們沒有想到,阿拉伯人也是一個不肯服輸的民族,以色列在戰場上讓阿拉伯人蒙受恥辱,又拒絕了阿拉伯人的和平倡議,只會把阿拉伯人,也把以色列自己綁上戰車。此外,這種狂妄態度勢必影響到他們對形勢的客觀分析。阿穆思前任部長亞裡夫對此曾有一個精闢的論述。他說:「妄自尊大和自我陶醉的情緒使我們對中東地區將來的發展和變化的分析產生了混亂。」

  以色列人尤其對「六天」戰爭後出現的安全邊界感到滿意。以色列認為,由於以色列的領土大大擴張,使得阿拉伯人發動戰爭的困難大大增加。以色列的新邊界事實上起著一種威懾作用。1973年3月以色列總理梅厄夫人訪問華盛頓,在與美國總統尼克松會談時,梅厄宣稱:「我們的日子從來沒有現在這麼好過。」她說,以色列在軍事上堅不可摧,阿拉伯人沒有軍事選擇。以色列軍方認為,蘇伊士運河以及沿運河東岸構築的巴列夫防線將構成一道堅不可摧的防線。前總參謀長巴列夫認為,西奈的常備軍就足以阻止埃及的大規模進攻。300輛以色列坦克就可以對付埃及1500輛坦克。達標曾說,面對巴列夫防線,任何埃及軍隊渡河攻擊,都將在24小時內被消滅。

  他甚至誇口說,即使以色列遭到突然襲擊,它也能很快扭轉局勢。戰爭爆發前不久,沙龍就在蘇伊士運河前對美國記者說:「蘇伊士運河也許不是一條和平的防線,但在這條防線上可以避免戰爭。任何國家走向戰爭的唯一理由就是受到了攻擊或者認為自己能夠獲勝。但是,在這條防線上,埃及沒有取勝的機會。」在贖罪日戰爭前,儘管有越來越多的戰爭徵兆,但以色列仍然沉醉在軍事優勢的美夢裡。在10月5日的內閣會議上,澤拉還堅持認為,埃軍大規模渡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達揚則拼命反對埃拉紮爾全面動員的要求。

  安全環境的改變導致了以色列安全戰略的根本改變。過去,由於以色列缺乏周旋餘地,以色列軍界總是奉行先發制人的戰略。以色列決不能讓阿拉伯人取得主動權,而且一旦戰爭爆發,以色列必須在敵方領土上展開兵力,否則對以色列就是災難。第三次中東戰爭就是這種戰略的典型體現。可是,在這場戰爭以後,由於安全環境的改善,以色列的戰略也隨之改為遏制戰略。意思是,以色列現在已經有了足夠的戰略縱深,完全可以不承擔戰爭發起者的罪名,而讓阿拉伯人打第一槍,然後,以色列發起反擊,結束戰爭。遏制戰略成了贖罪日戰爭之前的主流思想。

  阿拉伯民族是吃軟不吃硬的民族,對此,以色列人也是心知肚明。為了奉行遏制戰略,讓埃及人知難而退,以色列決定沿運河東岸修建一條防線,在埃及和西奈半島之間架起一條不可跨越的鴻溝。這就是耗費鉅資的巴列夫防線。以色列指望,這條防線能挫敗埃及的戰爭圖謀,為以色列贏得寶貴的機動時間。

  與此相聯繫的是以色列過低估計了阿拉伯國家的軍事實力,尤其是過低估計了阿拉伯國家的防空實力。軍事情報部確認,在經歷了「六天」戰爭的慘敗後,阿拉伯國家既沒有膽量,也沒有實力再同以色列打一場戰爭。以色列現在是高枕無憂。

  應該說,從純軍事角度考慮,以色列在軍事上確實佔有較大優勢,尤其在空軍實力上。消耗戰後,美國又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先進武器,以色列軍隊對自己的裝備感到前所未有的滿意。不僅是以色列人,阿拉伯人也認識到制空權在現代戰爭中的重要性。

  1972年6月6日,埃及國家情報局局長艾哈邁德·伊斯梅爾·阿裡(贖罪日戰爭時任國防部長)在一份情報估計中稱,由於以色列的優勢特別是空中優勢十分明顯,埃及不可能實施成功的突然襲擊。薩達特和國防部長薩迪克也同意上述意見。除非埃及擁有一支能對以色列實施報復性襲擊的空軍,否則埃及不應對以色列開戰,埃及已經經受不起一場軍事災難了。但是,出於政治上的需要,埃及又必須進行這場戰爭,因此,埃及必須尋求抵消以色列空中優勢的途徑。薩達特堅持要打一場有限戰爭,而國防部長薩迪克恰好和他唱反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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