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129師征戰實錄(72)_劉泰

七二

　　劉伯承在具體實踐「三結合」武裝鬥爭思想的過程中，又對其進行了創造性的發展。

　　劉伯承在遊擊集團的建立上動了一番腦筋。1941年5月，劉伯承連續發佈命令，要求健全與強化遊擊集團，對敵展開全面、有力的鬥爭。建立遊擊集團的這一措施，體現了劉伯承對敵後遊擊戰爭的深刻認識。遊擊集團是地方武裝與人民武裝相結合，廣泛地開展遊擊戰爭，配合正規軍作戰的組織形式。村級以民兵的遊擊小組為幹隊，自衛隊和其他民兵為支隊；區級以區遊擊隊為於隊，各村人民武裝為支隊；縣級以獨立營為幹隊，各級遊擊集團為支隊。地區基於團、營分遣到縣，即是該縣遊擊集團的幹隊。

　　這一嚴密、科學的組織形式，是敵後遊擊戰爭的一個「創舉」，在以後的反「掃蕩」作戰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發展遊擊集團的同時，129師先後將新編第9旅、新編第11旅、決死第3縱隊和新編第10旅等主力兵團與冀南、太行有關軍分區合併，所隸各兵團改為軍分區的基幹團。到1941年底，晉冀豫根據地大多數軍分區都已有一至三個基幹團。整個根據地的地方武裝在這一時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

　　那時，與「三結合」喊得一樣響的是「三三制」。

　　1940年3月6日，為進一步加強根據地的政治建設，健全民主制度和政權組織，中共中央發出《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的指示，指出抗日民主政權是民族統一戰線性質的政權，根據這一原則，應明確規定，在抗日政權中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間派占三分之一，即實行三三制。「三三制」的實行，加強了各種力量間的團結，擴大和鞏固了統一戰線。

　　中央提出建立「三三制」的政權體制後，鄧小平即在太行山各抗日根據地加以組織落實，並進行了創造性的發揮和闡釋。鄧小平於1941年4月15日發表了《党與抗日民主政權》一文。文章中，鄧小平充分肯定了「三三制」的政權是當時敵後抗戰的最好的政權形式，因為它是「幾十革命階級對漢好、親日派、反動派的聯合專政，既能合乎統一戰線原則，團結大多數與日寇、漢好、親日派進行鬥爭，又能保證由共產黨員與進步勢力結合起來的優勢」，說到這裡，鄧小平意猶未盡，他進一步指出這種政權形式也是「將來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所應採取的政權形式」。

　　鄧小平在《党與抗日民主政權》一文中還批評了「黨權高於一切」、「黨員高於一切」的錯誤觀點，他明確提出在「一個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國家」裡，「共產黨員一般缺乏民主的習慣，缺乏民主政治鬥爭的常識與鍛煉」，他提出要「使黨更加接近群眾，鍛煉黨，使党成為群眾黨」。溫樂群在《鄧小平之初》一文中認為，鄧小平的這些思想和主張反映出他的遠見卓識，至今仍未失去其價值，使人振聾發聵，倍感親切。這可能是半個世紀後，鄧小平主張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進一步發展擴大民主的最初思想源頭。

　　在鬥爭最殘酷的階段，「三三制」顯示出了它獨特的價值。

　　§爭奪中間地帶

　　對華北即將出現的困難局面，八路軍總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關於打破敵頑夾擊、戰勝困難的方針和政策，結合華北實際情況，於1941年1月6日和2月26日先後發出對敵鬥爭指示。明確指出：敵可能增加華北兵力，進行大規模「掃蕩」，國內可能發生突然事變，華北戰局將比以往任何一年嚴重。要求八路軍廣泛進行交通破襲戰，打破敵人的侵害封鎖，做好反「掃蕩」作戰前的準備等。

　　實際上早在百團大戰進行過程中，1940年9月25日彭德懷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高幹會議上所做報告的第五部分中，就在談及百團大戰的勝利影響華北情況的兩個可能時指出：華北戰局更加嚴重的可能：

　　1.可能調動敵人增援，從華南、華中及日本國內調3個至5個師團到華北來。

　　2.敵加強鐵路線的嚴密封鎖，由一般的分區「掃蕩」進行分區「清剿」。

　　3.敵人加強對於山嶽基本根據地的殘酷摧毀與屠殺。雖然八路軍的高級領導人對百團大戰後的日軍的報復行為早有預見，但其來勢之猛、程度之烈仍然超出了人們的想像。力實現徹底摧毀抗日根據地的企圖，日軍首先大力增修鐵路和公路，並在鐵路和主要公路兩側挖封鎖溝，築封鎖牆，特別在平漢路北段兩側各10公里地帶，構築了長達500公里的封鎖溝，以切斷北嶽、太行山區抗日根據地與冀中、冀南平原抗日根據地的聯繫，斷絕山區根據地的經濟來源。與此同時，在平原抗日根據地沿縱橫交錯的公路大量增設據點，三裡一個崗樓，五裡一個據點，將根據地分割成若干小塊，強化「囚籠」政策。在切斷了根據地間的相互聯繫後，再對根據地進行「邊沿蠶食」和「躍進蠶食」。所謂「邊沿蠶食」，即在准治安區的邊沿，先潛入特務，建立秘密組織，待時機成熟，突然進入，乘遊擊隊和群眾暫時退出之際，迅速成立偽政權，待群眾近回後，這一區域已由灰色變為黑色。所謂「躍進蠶食」，即以「掃蕩」為先導，在抗日根據地內部安設據點，然後依託據點逐漸向外擴張，變抗日根據地為其佔領區。從效果上看，「邊沿蠶食」對抗日根據地的威脅更大。

　　因此，為打破日軍對抗日根據地的封鎖和蠶食，中共中央軍委指出：凡對我有害的道路，必須徹底破襲之；凡為敵必爭，而我又無力控制者，不可因破襲而引起敵之守備加嚴；凡是我方需要通過的交通線，不可破壞，以免引起敵之注意，加緊封鎖，而不便我通過。

　　1941年6月9日毛澤東在給「劉鄧並彭左羅」的題為《河北平原反「蠶食」鬥爭的政策》的電報中指出，「敵在冀南之『蠶食』政策，其目的在於縮小我之活動地區，擴大其佔領地，若不予以擊破，則我在平原將立足困難。」當毛澤東將反「蠶食」與能否在平原生存聯繫起來後，「蠶食」與反「蠶食」就有了非同尋常的意義。毛澤東進一步闡明：擊破這種政策的中心環節在於有正確的政策，主要應從政治上著手，而不能只是軍事進攻或以軍事進攻力主。在這裡，毛澤東以一個政治家的目光，捕捉到了這一軍事鬥爭中的政治色彩。「主要應從政治上著手」，在理論上指導著抗日根據地在未來的鬥爭中走進一個全新的領域。

　　基於「從政治上著手」的思想，民眾中某些被迫應付敵人的行為，不僅不應尖銳地反對，反而應該因勢利導成為帶有計劃性的應付敵人的辦法，甚至成為策略，甚至「應幫助民眾想出這些辦法應付敵人，只有如此才不致使群眾脫離我們」。

　　基於同樣的思想，在敵對勢力為主的地區內，「應多採用兩面派政策」，加強偽組織、偽軍工作，多交朋友，「一切只著眼于一時的痛快拼命鬥爭而不知道轉彎的辦法都是有害的」。

　　毛澤東的思路，引導著在敵後工作的幹部開始了更加積極有效的鬥爭。於是，鬥爭中主力軍、地方軍與民兵自衛隊結合了起來，軍事鬥爭與政治鬥爭結合了起來，公開的鬥爭與隱蔽的鬥爭結合了起來。實行封鎖與「蠶食」的日軍開始感到正在逐漸地被反封鎖、反「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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