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3炮擊金門(104)_沈為平

一〇四

　　指導員全身都在冒血，軍衣濕淋淋染成紅色，也不知傷在哪裡傷了幾處，臉色蒼白軟綿綿倒在他懷裡已不會說話。

　　炮彈還在周圍爆炸。王啟祿四下張望想找副擔架。這條壕溝沒有一副擔架。其實有也派不上用場，因為沒有第二個人來幫忙抬。

　　於是，他屈腿、彎腰，抱起指導員，一點一點往自己背上移放。要是在平時，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動作，可現在，自己的傷口還在流血，稍用力便痛得鑽心，又伯加重指導員的傷情，不敢動作太猛，所以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方得以完成。

　　交通壕很窄，一瘸一拐背一個人通過相當吃力，兩旁壕壁不小心碰到傷口，一撞疼出一頭汗。他用上牙緊緊咬往下唇，強迫雙腿往前奔，因為他知道在敵火下運動要求愈快愈好，多耽誤一秒鐘，就多一分被再次殺傷的危險。

　　走到交通壕盡頭，要到達連隱蔽所，還要翻過一個陡壁，再穿過公路，越過一道排水溝。這陡壁，平時一個健壯人都要手足並用才能爬上去。他咬咬牙，一隻手拽牢指導員的胳膊，一隻手扒住陡壁上的土窩，艱難地向上攀。不料，足一軟，眼黑頭昏滑下來，創口像刀割一樣刺痛，他忍不住大叫了一聲，停在那裡喘了好一陣粗氣，再次挺住腰，屏住呼吸，開始第二次努力。陡壁上長滿了龍舌蘭（劍麻），平日這些狀如寶劍的植物被戰士們視為美化陣地的心愛之物，而現在卻成為一種威脅，他擔心：如果稍一不穩，腿吃不上勁，撲倒在上面，豈不糟糕！他只能更加小心翼翼。由於兩腿過分吃力，傷口撕裂得更大了，鮮血開始大量流出，滴在陡壁幹土上，和指導員的血混在一起。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樣掙扎著攀上這截陡壁的，他很感謝敵人的炮彈，正是它們爆炸的巨響分散了他對疼痛的感覺，刺激他受傷肢體煥發了超常的能量。挺住，一定要挺住！快，再快一點！他成功了。

　　上了公路，人就完全暴露在敵火之下。他必須儘量彎腰弓背壓低身體，但身體越壓低，背人就越累，受傷的身子和腿就越痛越吃不消。但沒有別的選擇，只有拼足了最後的氣力往前跑。他一步一晃，忍痛穿過公路和水溝，往隱蔽部一尺一尺移近。

　　防炮洞終於出現在面前，早已精疲力竭的他只覺天旋地轉，腳一軟，俯跌在洞口外邊，手仍牢牢抓住壓在背上的指導員。他頑強地抬起頭來，想喊洞裡面的人出來幫忙，但只能大張著嘴吸氣吐氣，就是喊不出聲音來。又是敵人的幾發炮彈像鞭子般逼迫他決不能停止，他艱難地扶正了背上的指導員，向防炮洞匍匐前進。負傷的右手、右腳無法用力，他就單靠左手左腳一寸一寸地向前蹬、向前爬……

　　戰後，團首長說：今天你們連打掉敵人兩個目標算不得奇跡。一個重傷號救下了另一個重傷號，才算得是一件了不起的奇跡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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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破崙名言：

　　戰爭是死神的舞池，敢跳下去與死神共舞一曲者乃真豪傑。

　　7

　　對敵有線廣播喊話——這是一個於特殊戰爭環境和條件下方能產生的頗為特殊的「兵種」。

　　它的應運而生起碼須具備兩個前提：敵我雙方長期穩固的對峙狀態；陣地間隔不十分遙遠，聲音傳遞可使對方聽清楚。

　　五十年代的金廈海域天設地造般應合了上述條件。

　　說它為「兵種」，絕對言過其實了。1958年，廈門前指僅在距大金門較近的角嶼、小嶝、大嶝，距小金門較近的何厝、對高山，距大、二擔最近的青嶼設立了若干個對敵廣播喊話組，每組三、五、七人不等。到了六、七十年代有線廣播的全盛時期也不過擴建成一個數十人編制的團級站。

　　說它為「兵種」，又是恰如其分的。參戰老人們說：1958年，廈門前線整天到晚就是兩種聲音，一種是炮聲，敵我對打；一種是廣播大喇叭聲，敵我對罵。炮聲一停，廣播就喊開了，和北方農村唱對台大戲似的，可熱鬧了。「廣播戰」與「炮戰」相得益彰，對敵廣播實實在在已融為炮戰的一部分，成為炮戰的一支「方面軍」。

　　炮戰中，雙方的廣播站均是對方炮兵的首選目標，必欲一炮毀之而後快。無論金門、廈門，「把敵人的大喇叭打啞了」均是作為一項重要戰果往上報告的。同樣，「我們的大喇叭於×小時之內便修復開播」也是作為一項重要成就往上報告的。總的看，廈門方面的廣播雖然也有中斷的時候，但基本沒停；金門方面的廣播雖然也有出聲的時候，但基本是中斷的。

　　有線廣播在敵人營壘中到底產生了多大功效，無從知曉。但在己方陣地己方炮兵中產生的功效則是巨大的。「我們的大喇叭慷慨激昂，敵人的小喇叭蔫瓜歇涼」，「正義的聲音翻山跨海，反動的呻吟無精打彩」，炮兵們用這樣的話語來表達在精神上氣勢上壓倒了敵人的優越感獲勝感。難怪，有線廣播站的人在炮兵中間持別受尊敬受歡迎，指戰員們親切地稱他們為「第二炮兵」。

　　「我們確實是一支特殊的炮兵部隊，」三十幾年過去，周炳炎老人對我說：「喇叭是我們的炮筒，宣傳稿是我們的炮彈。炮兵有形的炮彈在敵人的陣地上開花，我們無形的炮彈在敵人心裡邊開花。你說，我們算不算特種炮兵？」

　　在廈門，我用電話把當年「有線廣播」的一撥老人邀集在一起座談，我發現，他們很願意把自己當成參戰炮兵的一員，為自己「特殊炮兵」的經歷而感榮光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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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炳炎老人——1958年任何厝廣播組組長。轉業前任小嶝廣播站副站長。1993年我採訪他時，他看上去還是一個健康健談的長者，而1995年我著手寫這一章時，他已經與世長辭。我的採訪本上，記著他最後說的幾句話：一生中我能參加對金門的戰鬥，從不後悔，我對得起江東父老，因為我幹工作的動力始終是：熱愛我們的國家，熱愛我們的國土。

　　張若丹老人——他的履歷表很簡單，1954年即任廣播站編輯組長，1983年退休時仍是廣播站編輯組長。這位當年的「揭蔣評論文章專家」對自己三十年一貫制的職務並不在意，唯一在意的事是，年輕時曾發誓要「與金門共存亡」，現在，他金門還是那個金門，自己已退休，事業已經「亡」了。他說，做了一輩子對台工作，如果有生之年還看不到臺灣與祖國統一，那才是天大的遺憾哩。

　　吳世澤老人——1958年的角嶼廣播組閩南話播音員。極左思潮的動亂年代很不情願地轉業到了地方。但壞事變好事，現在做大哥大、BP機生意，活得蠻瀟灑。境遇大變而習慣不改，每天無論電視、廣播、報紙上的臺灣新聞一定要看、要聽，關心臺灣問題的興趣超過關心生意的興趣。年輕時曾去過臺灣，非常希望還能故地重遊。

　　陳菲菲老人——參軍後，先當了幾年文工團團員。1955年從事對金門有線廣播播音工作直至退休。這是一位「我這一輩子和金門國民黨軍弟兄們講的話可能比和自己丈夫孩子講的話還要多」的女性。「陳菲菲小姐」的名字在金門知名度極高，一個從臺灣回來定居的老兵說：在金門幾年，陳菲菲小姐的談話給了俺很多安慰，不管怎麼說，這是從大陸傳來的女人的聲音啊，她使俺想起留在家鄉的娘和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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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五十年代初期，我軍開始對金門搞有線廣播喊話。當時工作、生活條件非常艱苦，人就是住在地堡裡，根本沒有營房住。我在地堡裡整整住了十年，直到1963年病倒，發燒42度，連續12天人事不省，進醫院，才第一回住了樓房。人員來自四面八方，土生土長，都是二十郎當歲，文化不高，也沒有什麼專業知識，邊幹邊學。

　　吳：我原來在小嶝島一個連隊當文化教員。上邊物色會講閩南話的播音員，到處找不到，聽說我會講閩南話，就把我調到角嶼廣播組。連隊生活很枯燥，廣播站自由一些，又有唱機唱片，我很高興。那時候也沒有什麼學習培訓，稿子發下來就播，有一次，把「不侮辱俘虜人格」念成「不悔辱」，別人說：你可能念錯了。我查字典，才知道確實錯了。以後就加強學習，中央台的閩南話廣播每一次都聽，琢磨人家是怎麼播的。廣播組有一架丹麥造鋼絲錄音機，寶貝得很，捨不得用，都是對著麥克風直播，一喊一晚上。

　　陳：我原來在軍區文工團當演員，1955年調到廣播站工作，從比較舒適的環境一下子來到一個相當艱苦的環境，開始很不適應。你想想，6平方大的一個小地堡，住好幾個人，雙層鋪，男下女上，他吳世澤睡下鋪，我就睡在他上面。又沒有女廁所，解手要翻過壕溝，跑到遠遠的山底下去，說出來都不好意思。另外就是工作、生活非常單調、平淡，沒有女伴在一起說悄悄話了，對著麥克風，也看不到過去舞臺下面觀眾的笑臉，聽不到熱烈的掌聲了。現在想一想，那時能堅持下來真不容易。我不知多少次一個人跑到樹底下哭鼻子。回來不能讓別人知道，還得裝成挺高興的樣子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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