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號屠宰場(4)_馮內果

四

　　這個時候，我就想到要寫一本關於德勒斯登的書，當時，美國還沒有遭遇過大空襲，許多美國人還不知道日本廣島所遭遇的事多麼悲慘。其實我也不知道，內幕並未完全公佈。

　　有一次在雞尾酒會中，我把我所看到的空襲情形，以及我想寫的那本書，告訴一位芝加哥大學的教授。他是所謂“社會思想研究委員會”的會員，他告訴我集中營的情況，以及德國人如何利用猶太死人身上的油熬制肥皂與蠟燭。

　　我聽到了只好說：“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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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然，第二次世界大戰已使每個人都變得非常頑強。戰後，首先我在紐約州斯克奈塔第城的通用電器公司擔任公共關係的職務，並兼任艾浦勞斯村的志願消防隊員，在這個村子裡我買下了我的第一間屋子。我的老闆是我所遇見的最嚴格的一個，他曾經在巴爾的摩做過陸軍中校公共關係官。我在斯克奈塔第城的時候，他加入了“荷蘭改革教會”，這實在是一個極為嚴格的教會。

　　他經常以譏諷的口吻問我為什麼沒有升為軍官，好像我做錯了什麼事似的。

　　我跟我太太都瘦了很多，這幾年我們都過得很艱苦。我們交了不少清苦的退伍軍人以及和他們的太太做朋友；我認為，在斯克奈塔第，最好的退伍軍人，最仁慈最有趣的，但也最厭惡戰爭的退伍軍人，就是那些真正打過仗的人。

　　我曾經給空軍總部寫過信，要求他們提供有關空襲德勒斯登的詳細資料，譬如說：誰下的攻擊命令？派出多少架飛機？攻擊的目的何在？戰果如何？我接到一位像我一樣擔任公共關係業務的人的回信，他說很遺憾，這類資料目前仍然屬於絕對機密。

　　我把這封信大聲念給我太太聽，然後我埋怨說：“機密？我的天，向誰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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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我們是聯邦党的黨員，我不知道現在我們是啥玩意兒。打電話的人，我猜。我們打了不少電話──總而言之，我喜歡在半夜打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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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我打電話給老戰友伯納德·奧赫的兩個星期後，我真的去拜訪他了，時間大概是一九六四年。

　　去看他的時候，我還帶了兩個小女孩，一個是我的女兒蘭妮，一個是我女兒的朋友艾麗遜·密契爾。她們從小就沒有離開過鱈角這個地方；當我們看到一條河，便得停下來，好讓她們倆站在河邊想一陣子。她們從來就沒有見過這樣長長的、窄窄的、沒有鹹味的流水。這就是哈德遜河，河裡有許多鯉魚，都長得很大，大得像核子潛艇。

　　我們也看到一些瀑布，澗水從山崖瀉下，然後向德拉威山谷流去。沿途有很多東西可以停下來看看，我們就這樣走走停停。兩位女孩都穿著作客的白色衣服和黑鞋子，打扮得很整潔，路人一看就知道她們倆有多乖。“走啦！孩子們。”我說。於是我們繼續上路。

　　太陽下山了，我們找到一家義大利餐館吃了晚飯。飯後，我找到了奧赫的家。這是一幢漂亮的石砌房子。我上前去敲門，我為奧赫帶了一瓶愛爾蘭威士卡。

　　我碰到他太太瑪麗，我這本書就是獻給她的，同時也獻給那位德勒斯登的計程車司機密勒。奧赫太太是一位受過訓練的護士；護士是女人最理想的職業。

　　瑪麗很喜歡我帶來的兩個女孩，她把她們介紹給她自己的孩子，然後統統送到樓上去玩，去看電視。孩子們離開之後，我立刻感覺到，瑪麗並不喜歡我的來訪。她態度很客氣，但也很冷淡。

　　“你這幢房子很漂亮，也很舒適。”我說。事實也是如此。

　　“我為你們整理了一間房子，你們可以在那裡隨便聊天。”她說。

　　“好極了。”我說。我想像在一間鑲板的、火爐旁擺有兩把皮椅的小房子，我們兩位老戰友便在那裡喝酒聊天。可是，她把我們領進了廚房；她在一張鑲有白瓷桌面的餐桌旁邊放下兩把直背椅子，餐桌上面懸著一盞兩百瓦的電燈，照在桌面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芒。瑪麗準備的好像是一間手術室；她只在桌上放了一隻杯子，那是給我用的。她解釋說，自從大戰以來，奧赫再也不能喝這麼烈的酒。

　　於是，我們坐了下來。奧赫的神情顯得有點尷尬，但他不願告訴我有什麼不對勁，我也想不出究竟我有什麼地方開罪瑪麗。我是居家型的男人，我只結過一次婚，我並不是一個酒鬼；過去在軍隊裡，我從來沒有做過對不起她丈夫的事。

　　她為她自己倒了一杯可口可樂，把制冰盒放在不銹鋼水槽裡敲打著，發出很大的聲響，然後走進另外一間房子。但她坐立不安，在房間裡走來走去，開門關門，甚至四處搬動傢俱，以發洩她內心的慍怒。

　　我問奧赫，到底我說錯了什麼或做錯了什麼才使她這樣。

　　“沒有什麼，”他說：“不要擔心，這跟你毫無關係。”這是他故意客氣，我知道他言不由衷，這一切都與我有關。

　　於是，我們裝做不理瑪麗，開始回憶我們在戰爭中的往事。我喝了兩杯帶去的酒；有時，我們輕聲低笑，好像戰場上的舊事又回到了眼前，不過，我們誰也想不起值得回味的好事。奧赫記得：在德勒斯登被轟炸之前，有個傢伙喝得爛醉如泥，我們不得不用一輛手推車把他送回家去。這種事情實在沒有什麼好寫的。我記得我曾看到兩個俄國兵打劫一家鐘錶公司，他們用馬車拖了一車的鐘。他們高興極了，灌著酒，抽著用報紙卷的好大一支香煙。

　　這些就是我們記憶所及的事。瑪麗仍然不停地弄得滿屋子嘩啦響，最後她又回到廚房，再倒一杯可口可樂；她又從冰箱拿出一盒冰塊，放在水槽敲打，雖然外面已經有很多冰塊。

　　然後，她轉過身來對著我，好讓我看到她滿臉的怒容，原來她的脾氣是對我而發的。她直在自說自話，我聽到的只是其中的一些片斷。

　　“當時，你們只是小孩！”她說。

　　“什麼？”我問道。

　　“在戰場上你們只是小孩──就像樓上的孩子們一樣！”

　　我不得不點點頭，這話說得也是。在戰爭中，我們都只是一群傻兮兮的童男，剛剛結束童年時代的童男。

　　“可是，你們大概不會這樣寫出來吧！”這不是一句問話，而是一聲譴責。

　　“我──我不知道。”我說。

　　“我可知道了，”她說：“你們假裝大人來代替孩子，你們這些角色將在電影裡由法蘭克·辛納屈和約翰·韋恩，或其他的那些自認為迷人的、愛好戰爭的糟老頭子來扮演。戰爭的場面看起來很動人，因此我們將有更多這類的片子看，而他們打起仗來就像樓上的孩子們。”

　　這下我可明白了，原來是戰爭使她如此怒不可遏。她不願她的孩子或任何人的孩子在戰爭中死去；她認為，戰爭的興起，一部分是由書籍和電影所鼓動。

　　所以，我舉起右手，向她保證說：“瑪麗，我想我這本書是永遠無法完成的。我一定要寫到五千頁，然後才放手。如果我能寫完，我可以向你保證，其中絕不會有一個讓法蘭克·辛納屈或約翰·韋恩來扮演的角色。”

　　“我不妨告訴你，”我接著說：“我將把這本書叫做『兒童十字軍』。”

　　從此以後，我跟她交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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