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號屠宰場(3)_馮內果

三

　　我曾經把德勒斯登這個故事的大綱擬過好幾次，其中的高潮、緊張、人物、對話、懸宕，以及衝突，也苦心經營了一番。我所擬的大綱，最完善的一個是寫在一卷壁紙的背面。我用我女兒的彩色蠟筆來畫，不同的顏色代表不同的主角。壁紙的一端是故事的開頭，另一端是結尾，其餘部分都是中腰。藍線與紅線接頭，然後是黃線，而黃線打住不再發展，因為黃線代表的角色已經死去，諸如此類。德勒斯登的毀滅，則以一條橘黃平行影線的垂直寬頻做代表，所有代表仍然活著的人的線條都會通過這條寬頻，一直通到另外一面。

　　故事結束時，全部線條停住，結局是發生在德國東部哈勒城郊易北河邊一片甜菜農場上。這時，正在下著雨，歐洲的戰事已經結束了一、兩個禮拜。我們這些被俘的士兵都按階級編成了隊，然後由俄國兵任警衛。隊伍中有英國兵、美國兵、荷蘭兵、比利時兵、法國兵、加拿大兵、南非兵、紐西蘭兵、澳洲兵，這數千人都即將解除戰俘身分。

　　甜菜農場的另一邊是一隊一隊的俄國兵、波蘭兵和南斯拉夫兵，他們則由美國部隊擔任警衛。交換戰俘在大雨中進行，一個換一個。我跟奧赫，還有其他許多人，爬進了一輛美國大卡車。幾乎每個人都帶了一件紀念品，唯獨奧赫什麼也沒有。我帶的是一把德國空軍的軍刀，目前我還保存著。

　　在我這本書中，那位性情火爆、個子矮小、我稱之為保羅·拉查諾的美國兵，懷有大約一誇爾的鑽石、翡翠，以及紅寶石等珍物，這些東西他是從德勒斯登地窖裡一些死人的身上搜出來的。

　　一個滿嘴牙齒都掉光了的、看起來就像白癡的英國佬，把他的紀念品裝在一隻帆布袋內，袋子就擱在我的腳背上，他不時向袋內瞅著，然後眼珠骨溜溜地滾，轉著他那瘦小的脖子，誰貪婪地瞧著他的袋子，他便瞪他一眼，然後他把袋子朝我的腳背上一扔。

　　我以為他這麼一扔是無心之舉，可是我想左了。他似乎有意讓人看到袋內的東西，而對我好像特別信任。他朝我眨了眨眼，接著把袋子打開，裡面竟是一座艾菲爾鐵塔的石膏模型，表面漆得金光閃閃，中間還嵌著一座小鐘。

　　“這玩意兒精緻極了！”他說。

　　＊＊＊

　　接著，我們被送到法國一座休息營，那裡每天供應我們巧克力牛奶和其他油膩的食物，把我們喂得像嬰兒一樣的白白胖胖。最後把我們一一遣送回家。我娶了一位漂亮的太太，也像嬰兒一樣的白白胖胖。

　　接著，我們有了孩子。

　　現在，孩子們都已長大成人，而我這個老廢物只剩下腦子的回憶，我的名字叫做楊洋松，我在威斯康辛一家鋸木廠幹活。

　　有時候，當太太上床睡覺去了，我便半夜裡偷偷給舊日的女友打電話。“接線生，能不能麻煩你給我接通某某太太的電話，她好像住在某某地方。”

　　“對不起，先生，沒有這個號碼。”

　　“謝謝您，沒關係，還是謝謝你。”

　　然後我把狗放出去，又把牠喚回來。我跟牠談話，我要讓牠知道我很喜歡牠，而牠也讓我知道牠很喜歡我，牠不在乎我滿嘴辛辣的酒氣。

　　“你真好，仙蒂，”我對我的狗說：“你知道的，對不對？你很不錯。”

　　有時候，我會扭開收音機，收聽波士頓或紐約廣播電臺的談話節目。如果酒喝多了，我就無法忍受那事先錄好音的音樂。

　　遲早我還是得上床睡覺，太太問我幾點鐘了；她老是忘不了問時間，有時我還真不知道，只好說：“不知道！”

　　有時我也會想到我的教育。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我曾在芝加哥大學讀過一段時期，我讀的是人類學系。那時候，他們教我，人與人之間是絕對沒有什麼歧見的。他們也許現在還是這麼教。

　　他們告訴我另外一件事，那就是，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是可笑的、壞的，或令人厭惡的。

　　我父親去世之前不久，有一次他對我說：“你知道，你從來沒有寫過一篇其中有歹徒的小說。”

　　我告訴他，這就是戰後我在大學裡學到的一件事。

　　＊＊＊

　　我雖然在大學念人類學，同時也在著名的芝加哥市新聞局兼任週薪二十八元的警務記者。有一次，他們把我從夜班調到日班，所以每天我要一直幹十六個小時的工作。市內所有的報紙──包括美聯社與合眾社──都要支持我們，而我們採訪的範圍包括各級法院、警察局、消防隊，以及分派在密西根湖的海岸巡邏隊等等。我們以通過芝加哥市的地下氣壓管，來與支持我們的各個機構取得聯繫。

　　記者把新聞用電話告訴戴著耳機的撰稿人，然後撰稿人把新聞刻在蠟紙上，新聞油印好之後，再把它塞進銅質與天鵝絨制的捲筒裡，然後再被氣壓管吸了進去。最能幹的記者和撰稿人都是女人，她們曾接替去參戰的男人的工作。

　　當我初次採訪，把新聞用電話念給撰稿人聽時，就碰到一位凶巴巴的女人。這是關於一位年輕退伍軍人的新聞。這位退伍軍人在一幢辦公大樓內負責管理一架老式升降梯的工作。

　　一樓升降梯的門鑲著鐵邊，鐵條從洞口溜進溜出，旁邊還有一根鐵枝，上面裝有兩隻鐵的小鳥。

　　這天，這位退伍軍人決定把他的車子送到地下室去。他關上了門，開始把升降梯往下開，不料他的結婚戒子被鐵條卡住，他被吊在半空，而車子的底座往下降，從他下面摔了出去，於是車頂便壓在他身上。事情就是這樣。

　　當我把這則新聞送回去，那位正待刻蠟紙的女撰稿員問我：“他太太怎麼說？”

　　“他太太還不知道，”我答道：“事情剛發生。”

　　“馬上打電話去，要她發表談話。”

　　“什麼？”

　　“告訴她，你是警察局的費警官，說你有一個壞消息要給她，然後把經過告訴她，看她怎麼說。”

　　我照她的意思做了，那位太太也說了我希望她說的話，她說她已懷了個孩子，諸如此類。

　　我回到辦公室後，那位女撰稿員為了瞭解實情，問我那傢伙被壓死的時候是什麼樣子。

　　我對她說了。

　　“你看到不難過？”她說，嘴裡一面啃著三兵牌的棒棒糖。

　　“才不哩，南施，”我說：“在戰場上我看到的比這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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