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神之妻(88)_譚恩美

八八

　　突然，新阿嬸又出現在門口。「可不能讓你老阿嬸知道這東西是我給你的。」她悄悄說了句，又走了。於是我就知道她自己已經偷偷地去看過花生。

　　過了一會兒，老阿嬸進門了。「我要請你幫我一個忙。」她說著把一個小包裹放在床上，「這東西我是很久以前從一個朋友那兒借的。我從來沒還她，覺得很不好意思。你抽得出空，興許可以帶給她。」包裹上的地址跟新阿嬸給我的地址一模一樣，還有個名字「李小姐」。

　　「我覺得很不好意思。」老阿嬸含著眼淚說，「可不要告訴別人。」

　　我回到上海後，過了一個星期才去看花生。但是，我沒告訴任何人。我穿著平時的衣服出了門，好像是去菜場買東西，或是去公園散步。我一穿過兩條馬路，就跳上了公共汽車。

　　我已經跟你講過一點花生的情況，她愛各種各樣的舒服享受，只留意漂亮的服裝和臉上的粉霜。她總是喜歡趕時髦，可她自己心裡又沒個轍。所以當汽車越開越遠，一直開到城區最糟的地段，你就可以想像出，我心裡是怎麼想的了。

　　我在山陰路下了車，然後不得不從這兒走進小汽車都開不進的狹弄裡，那裡擠滿了自行車、三輪車和手推車。她住在日本區，那兒的建築七拐八彎，就像一條長龍似的。所有的建築看上去全差不多，都是帶尖頂的兩層磚房。這些弄堂裡沒有人行道，小路上到處是煤灰和痰。

　　你也許會想，既然日本人佔領上海那麼多年，這兒應該是城裡最好的地段。當然有些地段還不錯。但大部分地區的房子都是戰前造的，我覺得這兒臭氣熏天，垃圾遍地，擁擠不堪。你要是問我的印象，我只能說這兒比華人區只好了一點點。

　　我弄不懂為什麼那麼多學生、作家和藝術家都喜歡住這兒。或許他們覺得這兒比較浪漫——要是你沒東西吃，可以吃人家的思想。這兒妓女也很多，但檔次沒南京路上那些住在夜總會裡的妓女高。這些女人被稱為「路邊夫人」。好像每走幾步，就能看到一家只有三條板凳的飯店，或是一家和門面同樣寬的酒店，或是一架陡梯，通向二層樓上的茶室。

　　然後我進了一條滿是小攤販的街上，很多人在賣舊書、舊地圖、舊雜誌——有歷史的、言情的、詩歌的、政治的。

　　「禁書！」一個男子沖我喊道。說著他從桌子底下摸出一本雜誌。封面上一個年輕的女人正在哭，一個男的鬼影抓住了她。我沒看下去。它們跟我和花生以前在暖房裡經常讀的故事一模一樣。我站在街上回想這些故事，說的都是姑娘不聽父母勸告，為愛情而結婚，諸如此類。結局總是悲慘的，用道德說教結束：「不會控制，白白送命！」「墜入私情，壞了名聲！」「丟開家庭觀念，丟了自己臉面！」我想起那些讀後使我哭泣的故事——我總覺得大多數女主角的結局跟我母親同樣悲慘。

　　就在這時候，我明白了，所有這些故事都是編出來的，只不過是故事罷了。像花生和其他任何人一樣，我曾經為我母親想像過一個不幸的結局。像花生那樣，我曾經被這些悲慘的故事所嚇倒。但看看實際發生的情形，它並沒有阻止災難落在我的頭上。恰恰相反。於是我就這樣想：也許我母親現在生活得很幸福！或許我也還能找到同樣的東西。這就是我的希望所在。

　　我老實告訴你吧，這就是我當時的想法。這就是我為什麼總以為接著發生的事情不僅是巧合，還是一個徵兆，它說明我終於有了自己真實的思想。因為接著就發生了下面的事情。

　　我覺得有人在拍我的肩膀。我轉過身去，一開頭我還不認識這個微笑著的男人。「雯妮？」他說，「還記得我嗎？」

　　我尋思，這個名字，雯妮，好像很熟悉。你瞧，我還以為他在說他自己的名字呢。我拼命回想著。

　　然後他就說了：「我從來沒有忘記我給你帶來的麻煩。」

　　什麼？這男人在說些什麼呀？

　　然後我認出了他的嗓音，這個華裔美國軍人，吉米·路易，就是他給我起名為雯妮的。

　　是的，是的，就是你父親！就有這麼巧，五年後，我們的過去和未來在上海一條陌生的街上碰撞在一起了。你能想像得到嗎？要是我不去看花生，要是我不停下來看一本傻雜誌，要是他不是正在找一張報紙——一分鐘後，我們的生活就會擦肩而過。我問你，這不是命又是什麼？

　　好多年以後，我對你父親說過同樣的話，那時我們已經結婚了。我們多幸運啊，命運把我們帶到一起。可你父親並不認為這是命，至少不是中國人的命運觀念。

　　「所謂命，」他告訴我，「就是說另外有個人在替你決定你的生活。我們的愛情比這要偉大得多。」這兒他用了一個美國字「命運」①，某種無法避免的東西。

　　【①該詞英文原文為「DESTINY」，意為「命運」、「定數」，不同於另一個同義詞「FATE」，意為「命運」、「運氣」。】

　　不過在我聽來命運和命是一回事。他堅持說這是兩碼事。於是我告訴他，「或許同一樣東西，你在用美國方式看，我在用中國方式看。你說，『瞧，碗裡有條漂亮的魚。』而我則說，『瞧，漂亮的碗裡有條魚。』用什麼詞無關緊要。反正是同一只漂亮的碗，同一條漂亮的魚。」

　　但你父親仍堅持，一我們倆一見鍾情，這就是我們倆的意志合在一起，互相尋找對方的原因。」

　　打那以後我就不說什麼了。我怎麼能告訴你父親，說我對他並不是一見鍾情的。不是在昆明，不是在舞會上。我不知道有那麼一種瞬間產生的感情，又怎麼能感覺得到呢？當然，當我第二次和他不期而遇的時候，我對他的愛情很快就產生了。

　　所以或許我們倆都說對了，對我來說是命，對他來說是命運。

　　但後來你父親做了牧師，他說這是把我們倆帶到一起的上帝的旨意。所以現在我無法再解釋我們究竟是怎樣走到一起的。我只能說，我當時在上海的一條小馬路上，你父親也在同一個地方。

　　我們在那兒不期而遇後，就站著說了一會兒客氣話。然後吉米·路易——早年我還是連名帶姓叫他吉米·路易，像中國人似的——請我到馬路對面的茶店裡喝點茶，坐下歇會兒。我同意了，但只是出於禮貌。事實上，我沒想到事情就從這兒開始了。

　　我們坐在一家小小的樓上茶店裡，一個我覺得很髒的地方。我看到女招待從一張桌子上拿過幾個茶杯，用冷水洗了一下，就上滿茶，遞給我們了。我不得不用熱茶把茶杯泡了兩遍。也給吉米的茶杯泡了兩下。你瞧，還在那個時候，我就已經在擔心他的胃了。

　　我們靜靜地喝了一會兒。然後他向我問起了文福，「他還在用那個猶大的名字嗎？」

　　我笑起來了，然後又假裝責備他，「你太壞了。我丈夫很生我的氣。」

　　「可名字是我給他起的，又不是你。」我不好意思提醒他我們在一起跳舞的事，也沒告訴他朋友們怎樣取笑文福，說我已經被一個美國人勾去了。我不能告訴他後來我和文福吵架的事，儘管我一想起這件事臉還是氣得發紅。吉米·路易肯定是看出了我臉上的表情，因為他馬上接著說：「太可怕了，瞧我都幹了些什麼。真對不起。」

　　「不，不，」我說，「我是在想另外事。那麼多年過去了，一切都在變，就是沒變好。」吉米·路易知道我們不該再談這個話題了。於是我們就談起了另外人。我告訴他家國在哈爾濱找到了新工作，胡蘭還沒有孩子。他告訴我他的大多數空軍朋友都被派到北京幫助接收日本人的投降事宜去了。他還在美國新聞處為美國總領事館提供報刊消息。

　　「這可是個很重要的工作呀。」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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