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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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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四頭門 又過了一年,文福還是一點沒變。可我一點一點地變了。在胡蘭和其他人眼中,我還是同一個人。但那只是因為我掩飾了自己的真情實感。我假裝忙於照料孩子,沒工夫操閒心思。 在1941年整個夏天,我喜歡坐在後院,把淡若抱在膝上,我們倆就這樣等著雷電的降臨。我告訴他,「聽——嘭——響了。等著,等著——嘩!多美啊!」才十個月大,他就知道鼓掌了。 那年夏天,上午總是很熱,但還沒熱到受不了的程度。往往到下午,就打雷了,接著就下雨,濺起一陣陣好聞的泥土氣,我就叫女傭人趕緊跑出來,收晾在外面的衣服。 聽起來我的生活似乎變得輕鬆起來了,一切都靜悄悄、懶洋洋的,就像過一個開心的暑假。但這只不過是我和淡若在一起度過的好時光。我用這種好情緒來忘掉一切另外的事情。 淡若很聽話,很聰明。或許每個母親說起自己的孩子來,都是這樣的。但只要想像一下:淡若還不到一歲的時候,我問他,「媽媽在哪兒?」他指指我,笑了:「淡若在哪兒?」他拍拍自己的肚皮,笑了:「爸爸在哪兒?」他指指文福,但沒有笑。 淡若信任我,無論我說什麼,他都信。要是他醒來餓了,哭了,我走進他的房間,說,「不哭,不哭。我下樓給你拿點吃的來。』等我回到他的房間裡的時候,他已經從搖籃裡站起來了,但沒哭。 所以你瞧,我知道淡若大起來會成為一個好人,一個善良的、可信賴的、關心別人的人。他不像文福,一點也不像。文福是他父親也沒關係。 文福把敏趕走後,又回到我的床上來了。但同時他也和各種各樣的女人睡覺:農村裡來的女傭、街頭的妓女,甚至還有小學教師。我認為在他眼中我們全都一樣,就像一把椅子可以坐,一雙筷子可以夾菜,每天都少不了。只要我說一個反對他的字,——或反對他喜歡的任何東西——就免不了大吵一場,總是在吃晚飯的時候。我盡可能閉嘴不說,以求平安無事。可我心裡在和自己吵架,一點也不平靜。所以到頭來,我忍不住要說兩句。 一次,僅僅是為一個微不足道的字眼。文福要廚師做他喜歡的一道菜,加甜捲心菜的羊排。但那年夏天,捲心菜很不好,有一股臭水味。當文福問我喜不喜歡這道菜時,我就實話實說:「不好吃。」第二天晚上,他就吩咐廚師給我做同一道菜,別的一點也沒有。 他笑著,又問我,「現在你喜歡它了吧?」我還是像頭天晚上那樣回答。一天又一天,老是同樣的問題,同樣的回答,第二天還是同樣的菜。我不得不咽下難吃的捲心菜,沒別的。但我沒有放棄。我等著文福自己玩厭這套捲心菜把戲。兩星期後證明,我的胃比他的脾氣還要堅強。 那麼頑固地堅持吃壞捲心菜,或許看起來有點傻。我滿可以撒謊說,「今晚的菜真好吃。」但我要是不抗爭,不就等於承認我這輩子完了? 所以我們的關係是越來越差了。但我記得,當時整個國家都在走下坡路。我在飯桌上聽人們這麼說,那些通宵達旦打麻將的飛行員也這麼說。他們談起戰爭就像傳染病一樣,傳播那種使人們互相撒謊、欺騙、仇恨的病毒。 在我看來,這種情況開始於去年。那時緬甸公路突然關閉,滿載軍用物資的卡車無法開進來。人們嚷道,沒有油,空軍怎麼開飛機?沒有槍,部隊怎麼保護我們?每個人都感到孤立無助。我們也很憤怒,因為關閉公路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英國人,是他們在控制它。他們關閉公路是因為拿不定主意,支持哪個政府好——中國的還是日本的,日本的還是中國的。他們拖了三個月才作出決定。當他們終於說,我們支持你,中國。誰還相信他們?當然我們假裝歡迎他們回心轉意。我們有什麼選擇餘地?只求他們不要再關閉那條公路。 美國人也同樣壞。有一天,他們吹牛說他們是我們的好朋友——我們的中國夥伴,他們說。陳納德將軍在那年夏天回來過,說他要帶很多飛機來支持我們。但第二天我們就聽說了,美國公司正和日本人做一筆大生意,把油料和鋼鐵賣給他們——就是這些飛機正在中國土地上扔炸彈。你聽到這些心裡會怎麼想?我們那麼多的飛行員在死去,好些都是我們的朋友啊。三班有一半人戰死了,後來六班和七班差不多死光了——全都是年輕人哪!晚上,飛行員就講每個新戰死的飛行員的故事,個個都是好樣的。啊,我們哭得好傷心啊,傷心中又摻雜了憤怒。 但這還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我們自己的中國領導人也向日本人磕頭了。國民黨的二號人物,就是這麼幹的。他說中國應該放棄抵抗,支持新上臺的日本政府。這等於是要我們把祖墳挖掉,把骨頭拋出去喂狗。誰會說這種話呢?可許多人都這麼說了。這種事每發生一次,我們的心就涼一次,不知道值不值得為這種恥辱而戰。 當然,市場上經常召開群眾大會,群情激奮,痛駡漢奸。一天我去廣場正趕上舉行集會。一個軍官用話筒號召中國人不應該放棄鬥爭。「我們必須同日本鬼子鬥爭到底,」他說,「直到獻出我們漢民族的最後一滴鮮血。」 這話說得很怪,因為除了我和胡蘭,擁在廣場上聽講的群眾差不多沒有一滴漢族的鮮血,全是少數民族——有苗族、白族、彝族、回族,還有緬甸人和其他各種各樣窮苦的山民和難民。他們被迫下山或出郊區,獻出自己的子弟來當士兵和苦力,幫助打贏這場戰爭。他們被當作最下等的人,像牲口一樣光背東西。但他們站在廣場上,聽著一種不是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講的關於愛漢人的祖國的口號,而且還鼓掌歡呼。 我以為這些人肯定在山上過著非常艱苦的生活。這使我想起了一句中國的老話:「如果改變不了自己的命,就改變你的態度。」或許這些人就是這樣的,他們不怨天尤人,不再去想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相信他們已經變成漢人,此刻正在為某種東西而奮鬥。我對自己說,瞧瞧這些人,要向他們學習。 那天從廣場上回來後,我慢慢改變了對生活的態度。我不去想我已經準備死,還沒有。但我這樣來考慮這個問題:如果我不得不馬上去死,那麼我也許不會再受這麼多磨難了。如果我不是馬上就死,那麼或許我還能找到逃脫的辦法。 那段時間,胡蘭也開始改變了她的態度。也許改變的不是她的態度,而是她的胃口。她開始拼命吃東西,一天比一天吃得多。 開頭我以為胡蘭懷孕了,還要保密。我知道她很想要個孩子,她不隱瞞這個事實。每當我在她面前抱怨文福,或抱怨戰爭,或想家了,她就說,「我要是像你那樣有個兒子,就夠滿足了,什麼事都受得了。」 兒子沒出來,但她還是拼命吃東西,總是吃不飽。我不是說她特別喜歡吃麻辣豆腐或帶肥肉的排骨,自言自語「我就是喜歡吃這種東西」。相反,她喜歡看每天成群結隊進城來要飯的乞丐。她喜歡看他們餓的樣子,他們瘦得皮包骨頭,嘴巴向下耷拉著,隨時準備咽下一切可以吃的東西。我想,她想像如果自己不吃東西就會變成他們這個樣子。 我記得她特別盯住一個要飯的姑娘,那姑娘靠在通向老城區的牆壁上。胡蘭看看她,她也看看胡蘭,目光很凶。胡蘭問我,「她幹嗎老盯著我?就像一頭野獸想吃了我,救它自己的命。」 我們每次經過那姑娘身旁,胡蘭總要說,那姑娘投在牆上的影子越來越瘦了。我想胡蘭看到的是她自己過去在鄉下的影子。我肯定這一點。因為有一次她跟我談起了她的老家,她小的時候,全家差點餓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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