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神之妻(55)_譚恩美

五五

　　§第十三章天的呼吸

　　幾年前，我和海倫談起過南京發生的這件事，她抱怨她的手指頭時常痛，這就使我想起了往事。

　　我說，「還記得日本飛機撒傳單那天，你偷了一輛三輪車嗎？」你瞧，我沒感謝她救了我一命，當時我們光顧逃命，只想早點離開，根本沒時間說客氣話。五十年過去了，我還是沒感謝她，所以我打算現在感謝她。

　　海倫笑了，「我不記得了。」她說，「不管怎麼說，你怎麼能憑空說我偷東西呢？我從來沒偷過任何東西！」

　　我說，「可那是在戰亂中，你推開了一個男人，把自己的手指頭也弄破了，你的關節炎就是這個破手指頭引起的。後來你找到了我，把我帶回家，當時我已經有六個月身孕了。」

　　但海倫還是沒想起來。對於在南京住過的那段日子，她只有一點點記憶了。她只記得在那兒吃過一次鴨胗幹，後來就再也沒去過，還有一張她捨不得丟掉的桌子。當然她還記得王貝蒂，她以為貝蒂是她的朋友。

　　這不是太奇怪了嗎？我們在同樣的時間裡，住在同一個地方。對我來說，這是我這輩子最不幸的時刻之一，一切我都記得清清楚楚。對海倫來說，除了鴨胗幹，就沒什麼值得記憶的了。

　　你知道這是為什麼嗎？我記得的只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最不幸的時刻，別人不會記得這個。這是一種非常孤獨的感情。

　　不管怎麼說，當海倫抱怨她的關節炎的時候，我告訴她，花圈上繞鐵絲的事我會完成的。我說這話，並不是為了感謝她在南京救過我一命，她不會明白的，可我知道我在幹什麼。

　　現在我要告訴你，我們是怎樣在自己都不知道的情況下逃命的。

　　每人只能帶一隻箱子，這就是我們能帶走的全部東西，而且一個小時內就得離開南京。當時就是這樣的——留什麼，扔什麼，一切都必須在一個鐘頭內作出決定。沒時間變賣東西，整個城市都處在逃難的瘋狂中，我真是怕得要命。

　　但文福不知道怎麼安慰我，當我跟他講市場裡發生的事情時，他揮揮手把我支開了。

　　「你沒長眼睛嗎？」我丈夫吼道，「我有更重要的事要辦，比你談你買東西的經過更重要。」然後他走過去和卡車上的一個男人說話。他點了一根煙，吐了兩口，然後看看表，把煙滅了，又點了一根，由此我知道他心裡也很怕。

　　家國告訴我和胡蘭每人只能帶一隻箱子。「那我的新桌子怎麼辦？還有我的兩把椅子呢？」胡蘭哭了。我們剛到南京沒幾天，就去買了幾樣傢俱，滿以為能在首都多待幾天的。儘管胡蘭買的桌子和椅子很便宜，品質不是太好，但它們肯定比她置辦過的任何東西要漂亮。

　　「別為這些東西操心。」家國說道，然後把胡蘭拉到一邊去，說了幾句悄悄話。我聽不見，只見胡蘭的臉像小姑娘似的，一會兒撅起嘴巴，一會兒眉開眼笑。

　　「快，」胡蘭換了一種命令的口氣對我說，「沒時間坐在這兒自尋煩惱了。」

　　我想告訴她，「不是我在發牢騷。」但我們沒時間爭吵了。

　　我們打包的時候，勤務兵出出進進的，替我們拿東西：文福的空軍服，我的縫紉籃，這樣我就可以光拿針，兩隻碗和兩雙筷，文福和我每人一副。

　　那勤務兵發神經似的不停地和我們說話。「你要是光聽廣播，光讀報紙，就一點都不知道日本人要來了，一點也不會知道。」他說，「可你只要看看城裡人的臉就知道了。」

　　他越說，我們就收拾得越快。他說逃兵在搶東西，甚至為了搶衣服而殺人，想趕在日本人進城前打扮成平民。那些有錢或是有關係的人早就逃走了，連市長也逃走了，隨身還帶走一大筆款子。這個人是蔣介石任命的，因為他保證說要永遠保住南京。

　　「我們可不是逃跑，」胡蘭很凶地對勤務兵說，「二班和三班到昆明去是有新的任命，有非常重要的任務，所以我們要走。」

　　我不知道她自己是不是相信這個說法。難道家國就是這樣跟她說的嗎？昆明有什麼樣重要的任務呢？昆明從前是放逐貶官的地方，如果他們不砍你的腦袋，就把你送到昆明去。它差不多已經是中國邊境，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當然事情也許不是這樣，但我還是想起叔叔有一次說過：「困境昆明」——「陷入困境就像到昆明一樣」。意思是說你被現實世界推出來了。住在昆明就像藏在一個誰也找不到的秘密地方一樣，非常安全，我很樂意去。

　　收拾好文福的衣服後，我就開始收拾自己的箱子。我在底層的襯裡下，放了十雙銀筷子，那是我嫁妝的一部分。在這上面，我放了一隻裝滿我所有首飾的小餅乾盒，一小瓶母親老早給我的香水，我在這些東西上面壓了幾件高級服裝。然後我見自己只放了一件冬衣，好像活不過一個季節似的。多不吉利的想法！所以在最後一分鐘，我又抽出一件毛衣，放進兩件夏天穿的單衣。

　　那些瓶瓶罐罐、炒菜鍋和舊鞋子就送給廚師和她的女兒了。還有那些我帶不走的東西，我馬上就得考慮送給誰好呢？正好王貝蒂路過，我就叫她待一會兒。

　　「你打算上哪兒去？」我問她，「是回南京，還是到你婆家去？」

　　她很快搖搖頭。「他們不要我，我也不要他們，」她說得又堅強又勇敢，「我就待在這兒。」

　　「那就幫我拿幾樣東西吧。」說著，我就叫勤務兵把我理剩的衣服、文福的收音機、我的黑色的小縫紉機拿來，我叫他把這些東西全放在那輛還停在我們門口的三輪車上。

　　「你把這些東西拿回去吧。」我對王貝蒂說。這時我看到胡蘭咬住嘴唇，眼看著勤務兵把縫紉機拿出去，我看到她是很想要那台縫紉機的，哪怕我們沒地方放。

　　王貝蒂開始推辭。我打斷了她，「我們沒時間說這種客套話了。」

　　於是她笑了笑說，「那好。我要用這縫紉機為我自己和我的小寶寶掙錢過好日子。」她拉起我的手，緊握著不放。「我永遠欠你的情，」她說，「就算我能還你十倍，也是永遠還不清的。」

　　我知道她這是在說吉利話，希望我們還能活著相見。然後她很快從自己的錢包裡抽出一樣東西。原來是一張她自己的新娘照，她穿著白色的婚紗，她那位飛行員丈夫穿一條黑褲子，一件白外套，打一個領結。他們穿的服裝是向那個專拍西式結婚照的攝影師借的，每一對新婚夫婦都這樣。

　　我謝謝她的照片。我覺得她很勇敢，敢一個人待在這兒，因為我覺得她完全可以和空軍吵一架，要他們把她一起帶走。

　　這時家國在喊了，「我們要走了！」接著文福也喊了，勤務兵也來催了。我們把箱子丟進敞篷的軍用卡車後面，然後就跟其他人一起爬了上去。卡車的後座太高了，文福在前面拉，胡蘭在後面推，才把我硬弄上去。

　　「快！」家國的嗓子提得更高了。我的心跳突然一下子加快了，我想要是我們逃得不夠快，我們前腳走，日本人後腳就到了。看來大家都有同樣的恐懼。

　　「快，我們走了！」現在大家都喊起來了，「快上車，別磨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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