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神之妻(16)_譚恩美

一六

　　我還告訴大家，她是我的死于戰亂的哥哥匡的妻子。這不是實話。

　　但我這麼說不是想騙大家，事實太複雜，講不清。即使我把一切解釋清楚，也沒人會理解。

　　我說到的這個死于戰亂的哥哥，其實是我的異母兄弟——沒有血緣關係，只有姻親關係。他是我父親的第二個太太生的兒子，在我母親嫁過去以前她就已經去世了，所以我們和這一房從不來往。

　　而這位異母兄弟也不是死於戰亂，而是在戰前就死了，他因為把三匹布賣給共產黨而在長沙被砍了頭。這是陰曆4638年發生的事，正好是馬年。那一年的人個個活蹦亂跳、橫衝直撞的。西曆是哪一年我搞不清，也許是1929，也許是1930或1931年吧，反正，是在我碰到海倫之前。

　　但是我說了這些，我還得解釋，我的這位異母兄弟並不真的是一個共產黨。實際上，他聲辯說——開頭是憤怒地跺腳，最後是跪下來絕望地號哭，他壓根兒就不知道頭天晚上的客戶是共產黨，他還誇口說他狠狠敲了他們一筆，用高得可笑的價格，把品質很次的布賣給了他們。儘管如此，國民黨還是把他殺了，為的是殺一儆百。

　　可我幹嗎要把這些事都抖摟出來？——說我家族中有個人欺騙他的客戶。不，我是說，那個年頭很多人因莫須有的罪名而被殺了。人人都知道危險就在眼前，而我這位異母兄弟實在是太傻太貪了。

　　就連他的原配太太也明白這一點。開頭，她還不想到長沙去。但要是有人問我她現在在哪兒，我也答不上來。她丈夫死後，她給我們寫過信，把情況都告訴了我們。但打那以後，就再也沒有她的消息，因為她住的那個地方發了一場洪水，順流漂來很多已經腫脹的屍體，住在河邊的人們為了避開那股惡臭，紛紛逃離小島。所以說不定這位嫂子也淹死了，順流而下，漂進了大海；說不定她改了名，說不定她連性格都變了，成了一個共產黨，現在中國的某個地方，用的是另外的名字。

　　我說到這兒，大家可能會以為我的異母兄弟的故事到此為止了。我不得不撒謊表示同意：他死了，他的原配太太也失蹤了。這故事沒什麼好說的了，沒有令人驚喜的大團圓結局。好多年來，他的結局的確就是如此。

　　啊，有一段時間，我們家族中老講這麼一個故事，說一頭公牛沖著一輪新月吼叫，以為它的角掛到了天上。大家都知道說的是誰：一個傻瓜想盡辦法爬到了天上，以為能把星星摘到手，結果掉下來，把命也給丟了。我們沒提匡的名字，認識與馬克思主義沾邊的人都是很危險的，儘管匡已經死了，他也不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

　　但後來我的異母兄弟又以很多身份復活了。日本人在1937年佔領上海的時候，我阿叔假裝歡迎他們到自己的衣料店裡，「我的親侄子是在日本留學的，現住在長沙，他還娶了一位日本姑娘呢。」

　　後來，當日本在1945年投降，國民黨回來接收的時候，我的異母兄弟又以另一種身份復活了。我阿叔說：「我那可憐的侄兒匡，是國民黨的一個英雄。死在長沙。」

　　當共產黨在1949年接管的時候，第一個故事又回來了，只不過那時阿叔已經過世了，所以就由我那老阿嬸來說我的異母兄弟是共產黨裡的一個大英雄了，「他把好衣服送給搞地下工作的學生——當然，一分錢都不收，還搭上了自己的命。」

　　當我來到這個新國家的時候，我還以為我終於能夠忘掉這個不知死了多少次，又活了多少次的異母兄弟了。要一遍一遍解釋清楚實在是太難了：誰是誰的什麼人；哪個異母兄弟是哪一房生的；這件事發生的年代是按陽曆算的，還是按陰曆算的；那個嫂子後來怎樣了；我們幹嗎老是要改變對日本人、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看法。

　　我怎麼向移民局的官員講清楚這麼一段往事，他們理解不了！他們只知道一種政府。他們老是向我提出各種各樣令人難堪的問題：「為什麼你在這份材料上說1918年出生，又說1919年出生？」「為什麼你沒有結婚證明，也沒有離婚證明？」「你在中國或別的什麼國家得過寄生蟲病嗎？」

　　當我來到這個國家的時候，我對自己說，我可以用一種新的方式來思考。現在我可以忘掉我的悲劇，把我的所有秘密拋到一扇永遠不會開啟的門背後，永遠不會被美國人看到。我以為我的過去已經永遠封閉了。

　　我想，在這裡沒有人能找到我。我可以把我的錯誤、我的悔恨、我所有的痛苦全隱藏起來，我可以改變我的命運。

　　啊，我不是唯一能夠拋開所有的往事Q適應新環境的人。到我們教堂裡來的人，我的那個長著一臉雀斑的同學，林和他的太太，甚至還包括海倫——他們全都拋了一些東西在腦後：未清的舊債、糟糕的開端、年邁的母親、生病的父親、頭房太太和眾多的孩子、迷信和中國陰曆的命運。

　　我甚至害怕我過去的生活會把我抓住。但是後來中國滅了燈，關了門，告訴大家說要安靜。那兒所有的人都變得像鬼似的，我們看不見他們，也聽不見他們。於是我以為這下子我真的能忘記一切了，沒有人能夠出來喚起我的回憶。

　　可就在這時，海倫想從臺灣過來。我只能讓她來。她告訴我，好多年前我還欠著一筆賬，現在我得還她。所以，我就在1953年告訴美國移民局的官員，海倫是我的姐姐，是我父親五個太太中的一個生的。她新來乍到，我不能同我們教堂裡的朋友說我父親有五個太太，我自己是牧師的妻子，我怎麼能夠說這話？

　　所以我只能說海倫是我多年前的嫂子，曾經嫁給我的哥哥，一個國民黨的大英雄，死于戰亂。太糟了。

　　我不能說出真情，海倫為什麼要來這兒，我為什麼不得不資助她，這樣反而會越說越複雜。

　　我已經把海倫嫁給我哥哥的故事講了好多遍，講到現在連海倫自己都信了。她告訴那些問她往事的人說：「噢，我有過一個很隆重的西式婚禮，雯妮是我的伴娘。太可惜了呀，我丈夫那麼年輕就過世了。」她說這些話的口氣好像她老早就取得了美國公民資格，沒人能把她遣送回去。

　　海倫把我的故事也講了好多遍，講得有時連我自己也信了。什麼吉米是我第一也是唯一的丈夫呀；什麼是她在上海介紹我倆認識的呀；什麼她是我的證婚人呀，我們舉行過一個很隆重的中式婚禮呀。

　　現在要是我說海倫不是我的嫂子，沒人會相信。她和我沒有血緣關係，連姻親關係也沒有。她不是我選中的朋友。有時，我連她在身邊也感到不舒服。我不同意她的觀點，我不喜歡她的性格。但是說不定我們比姐妹還親，我們被一筆共同的債務所牽連，被共同的命運聯繫在一起。我為她保守秘密，她為我保守秘密，我們有一種用這個國家的語言說不清道不明的忠誠。

　　所以，那天吃完有魚的晚餐後，當海倫在她的廚房裡告訴我，她決定公開我的所有秘密時，你可以想像出我該有多麼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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