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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和命運(1)


  ——許露絲的故事

  一

  為了表示她的虔誠,媽每禮拜上教堂時,都隨身帶本小小的人造革面的《聖經》。可後來,她對上帝失望了。從此,那本《聖經》給塞在一條短一截的桌腿下,使桌子不再晃動,同樣的,也使她生活中殘缺的一角也不再因失卻平衡而晃動。那本《聖經》,在桌子腿下已壓了有二十來年了。

  不管什麼時候,誰向她提及這本壓在桌子腿下的《聖經》,她就裝糊塗,用一種過分驚訝的口氣叫道:「哎呀,這個……我都忘了。」媽算不上一個好主婦,不容易的是,這些年後這本壓在桌腿下的《聖經》,倒還居然一塵不染。

  現在,我就看著媽,在這張擺在廚房用的桌下打掃著。這是她每天晚飯後必做的功課。只見她用掃帚尖,輕輕地在墊著《聖經》的那只桌腿上攛弄著,掃了又掃。我在一邊默然坐著,尋思著一個合適的機會,向她和盤托出,我和特德崩了,我們離婚了。我知道她聽了後會怎麼反應:「不可能。」她一定不會相信。

  就是我向她一再明白表示,我和特德的婚姻已過去了,她一定還會這樣說:「一點也沒法挽救了?」

  即使我心裡清楚——這事已是沒有任何挽回的餘地了,她還會竭力勸我再試試。

  二

  媽竟然不贊同我離婚,這真讓我啼笑皆非。十七年前,我開始與特德頻頻約會,這使母親十分懊惱。我的姐姐們,可是只與教堂裡認識的男孩子們約會的。

  我和特德,是在一次生態學的講座中相識的。那天,他俯身遞給我兩塊錢,以此作為報酬,來借我上星期做的筆記。我謝絕了他的兩塊錢卻接受了他喝杯咖啡的邀請。那正是我在伯克萊大學的第二學期。我先入伯克萊的文科班,再轉到美術系。特德那時正在醫科大學預科三年級。他跟我說過,早在他小學六年級時,便已經在解剖一隻胎豬。

  我不諱言;特德最初能引起我注意的,恰恰就是那些與我的哥哥和相識的中國男孩子們的不同之處:他的魯莽,他的執著,他的自信與固執己見;他的瘦削的輪廓分明的臉龐和頎長的身材,他的壯實的手臂;還有,他的父母是來自紐約泰蘭城而不是中國的天津。

  早在特德第一次來我家接我出去時,媽一定也已經注意到這些不同了。反正那天待我回到家,正在看電視的她,劈頭就是一句:

  「他是個美國人哦!」她警告般地提醒我,仿佛我是個瞎子,看不出他是個外國人似的。

  「我也是個美國人,」我說,「再說,我也沒說過要與他結婚。」

  同時,特德的母親喬頓太太那邊,對此也有一番話了。那天,特德偶爾發興,請我去金門公園,參加一個他們家族一年一度的家庭野餐。儘管那時我們還相識不久,自然更談不上上床,因為我們都住在各自父母家。在那次聚會上,特德把我作為他的女朋友,一一介紹給他的親戚,可我自己直到那時,也還沒有明確地意識到我是他的女朋友這一點。

  後來,當特德和他父親及其他客人走開去打排球時、他母親便挽起我手臂,開始在草坪上踱步,漸漸地,我們踱出了人群。她親熱地握著我的手,眼睛卻不對著我看:

  「真高興終於見到你了。」喬頓太太說。我想對她解釋:我實在算不得特德的女朋友。可她只是管自往下說:「我以為,你與特德十分般配,特德與你在一起,覺得很快活。所以,我希望你別誤解我下面要說的。」

  於是,她娓娓地與我提及了有關特德的前程。他需要致力於他的醫學深造,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他不能過早考慮成家。她向我保證,她對少數民族,一丁點都沒有任何偏見。她與她丈夫擁有好幾爿辦公用具公司,他們對公司裡的一些東方人、西班牙人甚至黑人,印象都很好,私交也不錯。但是特德將來所持的專業,註定有其特定的局限與準則,他的活動範圍將是病人和其他醫生們,他們不可能像我們喬頓家那般通情達理,那般理解特德。然後,她不無遺憾地表示,世上其他地方還有那麼多災難和不幸,越南戰爭,又是如此喪盡人心。

  「喬頓太太,我不是越南人。」我輕聲糾正著,即便此時,我已怒火中燒,忍無可忍。「再說,我也根本沒想過要嫁給你兒子。」

  後來在特德開車送我回家途中,我對他說:我們不要再見面了。他追問我原因,我便把他媽的那番話一字不改地重複給他聽,沒有加進任何我的評價。

  「行了,你就坐那邊去,讓我母親來擺佈一切吧。」他對著我大聲咆哮著,好像我是他母親的同謀者,好似我背叛了他。他的暴跳如雷和憤慨深深地打動了我。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我幽幽地對他發問,同時覺得心口一陣作痛,我想,那是愛情的萌發。

  最初的幾個月裡,我們如膠似漆,一種受唐突的反叛和冒險心理的激勵,我們互相纏在一起,越發覺得彼此難以分離。我們自認對方,就是自己的那一半,我們兩個一半,構成個堅固的整體,就像陰陽和合一樣協調完美。我們是自己想像中一齣悲劇的男女主角,他是搭救我的勇士,我只是個孱弱的女子。不論我陷於怎樣的困境,我的勇敢的男主角,總會排除萬難,就像童話中的王子歷經曲折去解救受難的公主一樣,將我搭救出來。我們完全沉醉在其間,情意纏綿。即使擁抱做愛之時,我也從心靈深處感到,我得到了保護,得到了依傍。

  「我們該怎麼辦?」我繼續不斷向他詢問。就在我們相識的這一年內,我們住在一起了。在特德進入加州大學醫科的前一個月,我們在聖公會教堂舉行了婚禮。婚禮那天,喬頓大大坐在教堂前排長凳上哭了,就像一切新郎的母親在這個時刻都會做的,哭得恰如其分。直到特德結束了他的皮膚病學實習,我們便買下一幢多年失修的,帶個大花園的三層樓維多利亞式住宅。特德替我在樓下安排了個工作室,這樣,我能作個自由繪圖員,把活帶到家裡來做。

  好幾年過去了,總是特德來決定,我們去哪度假,他決定需添哪些傢俱,他決定我們暫時不要小孩,直到搬到一個擁有更高層次的鄰居的地段。開初時,我們還互相討論一番,待我們明白討論的結果,總不外乎是「你看著辦吧,特德」,「你決定吧,特德」,便乾脆不作討論,只由特德做主了。我從沒想過要違抗他的決定。我寧可不操這份閒心,集中精力在自己的T字尺和紅藍鉛筆上。

  但從去年,特德變了。自從他接受了一個面頰上患蜘網血管瘤的女病人後,他的自信和責任感,都消遁了。他當時表示,他能把這些網狀血管吸出來,令她恢復正常的形象。但結果,他竟把她面頰上的一根神經吸了出來,她左邊的臉神經癱瘓了,她去法院控告了他。

  訴訟失敗後,他的變化令我震驚。他開始逼迫我來作決定。我得決定,是買美國車還是日本車,辦終身保險還是定期保險?還有對候選人的選擇,家庭的開支……

  我得反復掂量,反復考慮,而結果往往是我的腦袋被攪成一團漿糊。因此,只要我一說:「你決定吧」,或者「我無所謂」,「隨你便,特德」,他便會不耐煩地說:「不,你來決定。你不可以這樣毫無責任心,這樣模棱兩可。」

  我本能地意識到,在我們之間,已起了微妙的變化,這使我非常不安。那層以保護者自居的面紗已經撩起,現在,特德處處都在逼迫我,甚至是最瑣細的生活小事,我覺得他似在有心折磨我:買泰國食品還是義大利的?一種開胃食品還是兩種,哪一種更好?用信用卡還是支票,用支票還是現金?

  上個月,為著業務上的事,他將去洛杉磯兩天。臨行時,他問我是否願與他一起去?可不及我開口,他又接下來說:「算了,我一個人去吧。」

  「也好,如是你可以更專心業務研究。」我表示同意。

  「根本不是這麼回事。這只是因為,什麼事要指望你來作決定,等於白搭!」他忿忿然地回答。

  我申辯著:「這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對你,從來沒一樣事是要緊的。」他惡狠狠地說。

  「特德,如果你要我去,我就去。」

  他好像被火烙了,暴跳如雷地對著我吼道:「真見鬼,我們到底怎麼會結婚的!在婚禮上,瞧你一本正經地跟著牧師說:『我會做個好妻子,我會與你共患難……』通通見鬼去吧,你只不過是跟著牧師在鸚鵡學舌。如果我不娶你,你將怎麼過活?也是這樣不肯作任何決定,不肯承擔一點責任嗎?」

  從邏輯上說,是我們各自的所作所為,導致了我們間感情的惡化,那簡直是個一百八十度的大突變。我倆就像分別站在兩個山頭的互扔石頭的傢伙,肆意地互擊,最終導致了這場婚姻的破裂。

  然而現在我意識到了,在特德,他是早有準備的,或者說,早有此居心了。他這是故意在製造事端,因為自那晚不久,他就從洛杉磯打電話來,正式向我提出離婚。

  自從特德走了後,我一直在想,即使我對此事的發生已有所準備,即使我能預料我的生活將會成為這樣一個局面,然而,它還是會發生的。

  當你在生活中,挨了當頭一棒,你毫無辦法,只能被擊倒。直到你自己能爬起來前,別指望有誰會來解救你。無論是你丈夫,你母親,還是上帝。因此,為避免再次被擊倒,該怎麼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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