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福會喜福會(4)

喜福會(4)

　　我曾問過母親，猶太麻將和中國麻將究竟有什麼不同。然而她的回答，卻令我弄不清，她所指的是麻將玩法的不同，還是對中國人和猶太人本身的看法不同？

　　「那完全是兩碼事，」她用英語作著解釋，「猶太麻將只需記自己手裡的牌，玩猶太麻將只要用眼睛就行了。」

　　「至於玩中國麻將，」她說，「你必須好好動腦筋，這裡非常講究技巧，你得記住別人打出的牌。如果你根本不會出牌，那就變成像在打猶太麻將，這有啥勁？腦筋也不用動，只須冷眼看著人家出洋相。」

　　她這樣解釋，使我覺得，正像我們經常各人講各人的，我講我的英文，她則以她的中文作答。

　　我問琳達姨：「猶太麻將與中國麻將到底不一樣在哪裡？」

　　「天呀，」她做作地嗔怪著，「難道你媽從沒跟你講過？」

　　映姨拍拍我的手：「來，好姑娘，學著我們，喏，把牌堆成四塊牆。」

　　我跟著映姨把牌堆起來，同時不住地偷眼注意著琳達姨，她手腳最快。我的手腳也不比別人慢。映姨開始擲骰子，琳達姨是東風，我則是北風，最下家，映姨則是南，而安梅姨是西。然後再擲骰子，根據骰子上的點數，來決定麻將列上抓牌的切割處。我開始整理我的牌：一串索子和筒子，還有好幾對萬子，其他零星的雜牌，是不能配上去的。

　　「你媽的麻將打得真好，都成專家了。」安梅姨一邊篤悠悠地理著牌，一邊說。每排列一張牌，她都慎重地掂量過。

　　現在開始了。大家一邊從容地抓著牌，一邊開始聊天，有一搭無一搭的。她們用她們自己特殊的語言談天：一半是洋不洋腔不腔的英文，一半是她們自己的中國方言。映姨講起她買了半價的毛線，好像就是街上挑來的便宜貨。安梅姨則誇耀著自己給女兒露絲的小毛頭織了一件這般好的小外套，「大家都以為，這是在店裡買的。」她得意地說。

　　琳達姨則講到，她怎樣對一位售貨員大光其人，因為他竟不讓她退一條拉練已壞的裙子。「吃！」她一邊撈進牌，一邊還餘怒未息地說：「我都給氣死了。」

　　「哦，琳達，你並沒有死，你還好端端地坐在麻將台邊呢。」映姨挪揄著她，一邊咯咯地笑著。琳達姨突的一聲「碰！」然後啪啦一聲，她把牌往臺上一攤，「和啦！」她一邊數著自己的「段頭」，一邊訕笑著瞥了一眼映姨。大家重番洗牌，暫態沒人講話，一片靜默，我不禁覺得有點厭煩，而且也累了。

　　「呵，告訴你們一件事，」映姨冷不丁開口，她的嗓門很大，把大家都嚇了一跳。映姨常常就是這樣讓人捉摸不透，有點自說自話。媽就常這麼說她：「映姨倒不是聽不到什麼，而是她根本難得傾聽什麼。」

　　「上禮拜六，愛默生太太的兒子給抓進去了。」映姨的口氣，頗有點為自己的消息靈通而得意。「那是張太太在教堂裡對我說的。說人家發現，他汽車裡藏著大量電視機。」

　　琳達姨接口道：「哎呀，愛默生太太可是個好人呢！」言下之意，可惜攤上這麼個不肖之子。現在想起來，她講這話，也是為著顧全安梅姨的面子，不至令其大難堪。兩年前，安梅姨的兒子因盜賣汽車音響而被捕。此刻安梅姨似乎正在認真琢磨什麼牌，看上去挺不好受的。

　　「在中國，現在幾乎人人都有電視機。」琳達姨換了個話題。「我們在大陸的親戚，家家都有電視機——不單是黑白機，還有彩色和遙控的。他們什麼都有，因此當我們問，需要帶些什麼回去時，他們則說什麼都不要，只要回去看看他們就足夠了。但不管怎麼總得帶點什麼回去，比如錄影機和索尼的『行路人』，給小孩子們玩玩嘛。儘管他們說不用啦，但我想他們會喜歡的。」

　　可憐的安梅姨，這時更似在苦思冥想著她的牌，一個勁地挨次捏摸著她的牌。我還記得媽跟我談起過許家三年前的中國之行，那次安梅姨幾年來好容易積攢下來的兩幹美元，全在她娘家兄弟身上花了個精打光。我媽見識過她那沉甸甸的行李：一隻箱子裡塞滿了各種乾果和口香糖，糖衣腰果，即溶咖啡和果汁軟糖。而另一隻箱子則塞滿了可笑的衣物，全是嶄新的。有色彩鮮豔的加尼福尼亞式的海灘裝，壘球帽，寬緊腰的棉布短褲，投彈手外套，斯丹福T恤和水手襪。

　　我媽曾勸告她：「誰要這種華而不實的玩意？他們只需要錢。」但安梅姨卻說她的兄弟很窮，相比之下，她卻富有多了。因此，她還是堅持帶著這麼一堆東西及省吃儉用攢下的兩千塊錢去中國了。當他們所在的旅行團最後抵達杭州時，她在寧波的全部親友，都擁至杭州去接他們，這裡不只包括安梅姨的小弟，還有弟婦的同母異父的兄弟姐妹，一個遠房的堂妹及堂妹夫及那妹夫的叔父，他們各自還帶了岳母和孩于，甚至他們村裡的那些沒運氣有海外關係的朋友，一大群人都擁到杭州。

　　正如我媽說：「安梅姨在沒到中國前，曾以為她將給她弟弟帶去財富和幸福，將讓她弟弟在中國過上生活水準中等的好日子。然而待她回來後，則哭喪著臉說：人人都伸手向她要這要那，她是旅遊團裡唯一給洗劫一空而離開的一個成員。」

　　我母親的估計給證實了：不會有人要那種T恤和花哨的衣服，那些糖果給拋在空中不及落下就不見了。當箱子給掏空時，那些親戚還在一個勁問：「還有什麼？還有什麼？」

　　安梅姨和喬治叔叔被敲詐掉的不僅僅只是價值兩千美元的電視機和冰箱，還有計六個人在環湖賓館一夜的房錢，在餐廳的三桌外賓規格的筵席，以及給每位親戚的三份特殊禮物，最後，還把五千元外匯券「借」給一個堂妹的「小叔」，他說要買一輛摩托，然而這人最後連錢帶人都不見了。待第二天他們坐火車離開杭州時，許家夫婦發現，他們竟花了九千美元來應付這些親戚。幾個月後，在第一中國浸禮會的一個心情激蕩的聖誕禮拜上，安梅姨作見證說：「施較之得，更令人感到幸福。」她只是以此來平衡自己受傷的內心。我媽對此也頗贊同。反正，她的老朋友安梅姨所作的施捨，已夠修好幾個來世了。

　　現在，琳達姨在麻將臺上如此津津樂道地稱讚著她的大陸親友的種種通情達理之處，我想，她應該明白，這會傷了安梅姨的心的。琳達姨是在使小心眼？也許，我媽只跟我一個人講過，有關安梅阿姨夫婦在大陸被敲竹槓的倒楣事。其他人對此，或者還蒙在鼓裡呢？

　　「精美，你還在讀書嗎？」琳姨問我。

　　「她叫瓊。她們都有美國名字。」映姨說。

　　「叫瓊也好。」我說。我倒寧可叫瓊。事實上，如今在美國出生的華裔用中國名字，倒變成時髦之舉了。

　　「我早已不讀書了，」我說，「我離開學校已有十幾年了。」

　　琳達姨的眉毛揚成了弓形：「可能我把其他朋友的女兒與你搞混了。」她說。但我馬上覺得她在撒謊。我知道，媽肯定已跟她說過，我打算回大學讀完我的學位。因為約半年前，我與媽又爭辯了一次，她認為我是個失敗者，一個大學的流生，堅持要我回校去把學位讀到手。

　　我又一次哄了她：「你講得對，我得考慮一下。」

　　我一直假定，我們母女間，持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即她並不真的認為我是個一事無成的失敗者，而我，確也從心裡覺得，要多多尊重她的見解。但今晚琳達姨又一次提醒我：我們母女倆，從來沒有互相瞭解過。我們只是在注釋著彼此的見解。可我聽人耳已打了很大折扣，而母親聽入耳的，卻比我說的內容要多得多……所以，她才會跟琳達姨說，我打算回學校去讀個博士學位。

　　琳達姨與我媽，既是好朋友，又在明爭暗鬥。她們花了整整一生，拿各自的孩子攀比著。我比琳達姨的寶貝女兒薇弗萊大一個月，打從我們繈褓時代起，我們的母親們就開始比較我們肚臍的折痕，耳垂的形狀，跌破的膝蓋癒合時間的長短，頭髮的密疏與深淺，穿破鞋子的多少……後來，就是薇弗萊的棋下得有多好，又捧回了多少獎品，多少報紙刊出了她的名字，她遊覽過多少城市……

　　我媽一聽琳達姨提到薇弗萊，心裡就不舒坦，自覺無法與她攀比。起先，媽是挺想培養我的。她替樓下一個退休教師做清潔工，而請他做我的免費鋼琴教師，並借用他的鋼琴讓我練琴。然而我還是成不了獨奏鋼琴家，哪怕在教堂的青年唱詩班上伴奏也沒有資格。她將此解釋為，我是個大器晚成者。比如愛因斯坦，在他發明原子彈前，大家都以為他智力遲鈍。

　　這圈麻將是映姨贏了，各自數好「段頭」後，又開始新的一圈。

　　「知道嗎，麗娜搬到樹林區了？」映姨以一種大明星的自負口氣說，一邊看著她的牌，似乎不過隨便說說的樣子，一邊迅速地收斂起那副得意的笑容力圖作出謙虛的姿態：「當然，這還談不上是一流的住宅區，也不屬百萬級的宅第，但這總歸是一筆上算的投資，好過付房租，免得不意中被某人用手指彈出去。」

　　我這下明白了，映姨的女兒麗娜，一定已把我在俄羅斯公寓——一個層次較低的宅第，被房東趕出來的事告訴她媽了。不管怎麼說，麗娜和我還是朋友。我們都長大成人了，相互說了太多的悄悄話，而且，同一件事，顛來倒去要講上好幾遍。

　　「時間不早了。」當這一圈完了後，我起身說。但琳達姨卻把我按四座上。

　　「再坐一會，我們再聊聊，讓大家重新認識一下你。」她說，「我們已有好久沒有接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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