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驀然回首(3)


  他自動遞過來的是一本《筆匯》合訂本,還有幾本《現代文學》雜誌。

  「下次來,我們改畫水彩,素描先放下了,這樣好嗎?」老師在送我出門的時候突然講了這句話。

  對於這樣一個少年,顧福生說話的口吻總也是尊重,總也是商量。即使是要給我改航道,用顏色來吸引我的興趣,他順口說出來都是溫柔。

  那時候中國的古典小說、舊俄作家、一般性的世界名著我已看了一些,可是捧回去的那些雜誌卻還是看癡了去。

  波特賴爾來了,卡繆出現了。里爾克是誰?橫光利一又是誰?什麼叫自然主義?什麼是意識流?奧德賽的故事一講千年,卡夫卡的城堡裡有什麼藏著?D·H·勞倫斯、愛倫坡、芥川龍之介、富田藏雄、康明斯、惠特曼——他們排山倒海的向我噬了上來。

  也是在那狂風巨浪的衝擊裡,我看到陳映真寫的《我的弟弟康雄》。

  在那幾天生吞活剝的急切求知裡,我將自己累得虛脫,而我的心,我的歡喜,我的興奮,是脹飽了風的帆船——原來我不寂寞,世上有那麼多似曾相識的靈魂啊!

  再見顧福生的時候,我說了又說,講了又講,問了又問,完全換了一個人。

  老師靠在椅子上微笑望著我,眼裡露出了欣喜。他不說一句話,可是我是懂的,雖然年少,我是懂了,生命的共鳴、溝通,不是只有他的畫,更是他借給我的書。

  「今天畫畫嗎?」他笑問著我。

  「好呀!你看我買的水彩,一大堆哦!」我說。對著一叢劍蘭和幾隻水果,刷刷下筆亂畫,自信心來了,畫糟了也不在意,顏色大膽的上,背景是五彩的。

  活潑了的心、突然煥發的生命、模糊的肯定、自我的釋放,都在那一霎間有了曙光。

  那是我進入顧福生畫室的第三個月。

  每堂下課,我帶回去的功課是他的書。

  在家裡,我仍是不出門的,可是對父母和姊弟和善多了。「老師——」有一日我在畫一隻水瓶,順口喊了一句,自自然然的:「……我寫文章你看好不好?」

  「再好不過了。」他說。

  我回去就真的寫了,認認真真的寫了謄了。

  再去畫室,交給他的是一份稿件。

  我跟著老師六個月了。

  交稿之後的上課日,那份畏縮又回來了,永遠去不掉的自卑,在初初探出觸角的時候,便打敗了沒有信心的自己。

  老師沒有談起我的稿子,他不說,我不問,畫完畫,對他倦倦的笑一笑,低頭走了。

  下一周,我沒有請假也沒有去。

  再去畫室時,只說病了,低頭去調畫架。

  「你的稿件在白先勇那兒,《現代文學》月刊,同意嗎?」

  這一句輕描淡寫的話如同雷電一般擊在我的身上,完全麻木了。我一直看著顧福生,一直看著他,說不出一個字,只是突然想哭出來。

  「沒有騙我?」輕得幾乎聽不見的聲音了。

  「第一次的作品,很難得了,下個月刊出來。」老師沒有再說什麼,他的淡,穩住了我幾乎氾濫的感觸。一個將自己關了四年的孩子,一旦給她一個小小的肯定,都是意外的驚惶和不能相信——更何況老師替我摘星了。

  那一場長長的煎然和等待啊!等得我幾乎死去。

  當我從畫室裡捧著《現代文學》跑回家去時,我狂喊了起來——「爹爹——」

  父母以為我出了什麼事,踉蹌的跑到玄關的地方,平日的我,絕對不會那麼大叫的,那聲呼喚,又是那麼淒厲,好似要喊盡過去永不說話的啞靈魂一般。

  「我寫的,變成鉛字了,你們看,我的名字在上面——」

  父親母親捧住那本雜誌,先是愕然,再是淚光一閃。我一丟畫箱,躲進了自己的房間。

  第二日,我還是照習慣在房間裡吃飯,那幾年我很少上大家的餐桌。姊弟們晚飯時講學校的事使我拘促,沉默的我總使全家的氣氛僵硬,後來我便退了。

  不知不覺,我不上課的日子也懂得出去了。那時的長春路、建國北路和松江路都還沒有打通,荒荒涼涼的地段是晚飯前散步的好地方,那兒離家近,一個人去也很安全。

  白先勇家原是我們的近鄰,白家的孩子我們當然是面熟的。

  《現代文學》刊出我的短文過了一陣,我一個人又在松江路的附近的大水泥筒裹鑽出鑽進的玩。空寂的斜陽荒草邊,遠遠有個人向我的方向悠悠閑閑的晃了過來,我靜靜的站著看了一下,那人不是白先勇嗎?

  確定來的人是他,轉身就跑,他跟本不認識我的,我卻一直跑到家裡,跑進自己的房間裡,砰一下把門關上了。背靠著門,心還在狂跳。

  「差點碰上白先勇,散步的時候——」在畫室裡我跟顧福生說。

  「後來呢?」

  「逃走了!嚇都嚇死了!不敢招呼。」

  「你不覺得交些朋友也是很好的事情?」老師問說。他這一問,我又畏縮了。

  沒有朋友,沒有什麼朋友,唯一的朋友是我的老師和我的書。

  過了一陣,老師寫了一個紙條給我,一個永康街的位址,一個美麗的名字——陳秀美。

  那張位址,擱了一個多月也沒有動它。

  被問了好幾次,說好已經轉人介紹了,只等我去一趟,認識一下白先勇的女同學,交一個朋友。

  我迫不得已的去了,在永康街的那幢房子裡,結識了我日後的朋友——筆名陳若曦的她。

  事隔多年,秀美再與我聯絡上,問起我,當年她筆下的《喬琪》曾否看見我自己舊日的影子?

  當年的老師,是住在家裡的,他的畫室築在與正屋分開的院子裡。

  誰都知道顧家有幾個漂亮的女兒,有時候,在寂靜的午後,偶爾會有女孩子們的笑聲,滑落到我們的畫室裡來,那份小說世界裡的流麗,跟我黯淡的生活是兩岸不同的燈火,遙不可及。

  有一個黃昏,我提了油污斑斕的畫箱下課,就在同時,四個如花似玉、嬌嬌滴滴的女孩兒也正好預備出門。我們碰上了。

  那一刹那,彼此都有驚異,彼此都曾打量,老師介紹說,都是他的姊妹。我們含笑打了招呼,她們上車走了。

  在回家的三輪車上,我低頭看著自己沒有顏色的素淡衣服,想著剛剛使人目眩神迷,驚鴻而去的那一群女孩,我方才醒覺,自己是一隻什麼樣的醜小鴨。

  在那樣的年紀裡,怎麼未曾想過外表的美麗?我的衣著和裝扮,回憶起來只是一片朦朧,鮮豔的顏色,好似只是畫布上的點綴,是再不會沾到身上來的。

  在我們的家裡,姊姊永遠在用功讀書,年年做班長——她總是穿制服便很安然了。

  驚覺自己也是女孩子,我羞怯的向母親要打扮。母親帶著姊姊和我去定做皮鞋,姊姊選了黑漆皮的,我摸著一張淡玫瑰紅的軟皮愛不釋手。

  沒有路走的人本來是不需鞋子的,穿上新鞋,每走一步都是疼痛,可是我近乎欣悅的不肯脫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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