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137)_齊邦媛

一三七

　　那一年我在北京看到她與戀人嚴國柱（武大工學院，與我大學四年同屆），知她一生在愛情中是幸福的。但是她的父母所受的政治迫害，那般慘痛也許是難於釋懷吧！二〇〇二年她主編《飛回的孔雀——袁昌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相當詳細地敘述了袁老師晚年極悲慘的遭遇：在校園掃街，被逐回鄉，年老孤身寄居親戚家，她自稱為坐「山牢」的歲月，孤淒至死。令我這當年受業的學生淚下不已。

　　我也想到親自召見勸我轉入外文系，慨然擔任我指導教授的朱光潛老師。臺灣開放回大陸探親初期，我在武大校友通訊《珞珈》讀到一位王築學長寫《朱光潛老師在十年文革浩劫中的片段》中得知，四年「牛柵」生活之後，一九七〇年朱老師被遣回北京大學的聯合國數據翻譯組，繼續接受監督勞動改造，掃地和沖洗廁所之外，可以摸到一些書本了。有一天在西語系清掃垃圾時，偶然從亂紙堆中發現自己翻譯的黑格爾《美學》第二眷譯稿，那是他被抄家時給當作「封、資、修」的東西抄走的。重見這些曾付出心血的手稿，如同隔世，幸得組長馬士沉取出掩護，他在勞動之餘，得以逐字逐句推敲定稿，並且譯出第三卷，文革後得以出版。在這方面，朱老師幸運多了。一九八九年錢穆先生到香港新亞書院演講，重晤朱先生，我原也想去香港得以拜謁，未能成行，錢先生回臺北告知，朱老師已不大認得人了。

　　而當年以「佛日：愛如一炬之火，萬火引之，其火如故」期勉，支撐我一甲子歲月以上的吳宓老師，也在政治迫害下，失去學術尊嚴。近半世紀後，吳宓老師幾位已是名學者的學生將他「文學與人生」的大綱和上課若干講義合輯出版，錢鐘書封面題字，有一些手稿是用毛筆寫的，中英文並用。北京大學外文系退休教授王岷原是編者之一，將英文譯成中文，當時已八十二歲，「面壁而坐幾個月，用放大鏡逐字逐句辨認研究手跡，譯完並作注釋……」。書中敘述吳老師一生勤于讀書教書，自己儉樸卻不斷助人，然而在文革期間卻「不得善終」——不准授課、遭批鬥、屈辱、逼寫檢討、強迫勞動、挨打、罰不准吃飯、挾持急行摔斷腿、雙目失明……，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神志昏迷，頻頻發出文革中的聲聲呼喊：「給我水喝。我是吳宓教授…我要吃飯，我是吳宓教授！」他之所以受這樣嚴重的迫害，是因為他竟敢在「批孔」會上說，「孔子有些話還是對的。」當有人要強迫他批孔時，他的答覆是：「寧可殺頭……」王教授的後記寫著：「在任何文明社會都應受到尊敬的人——深切懷念雨僧師」

　　這些我在大學受業的老師幾乎都未能身免，所受之苦，是中國文人百年來受政治播弄之苦的極致，即使傾三江之水，也洗不去心中的憤慨憾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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