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136)_齊邦媛

一三六

　　一九四六年暑假，勝利復員的各大學，開始由四川、雲南遷回原校。秋季上課，柳志琦也興沖沖地離開四川家鄉到了北平。她讀的飛生只大學戰時遷往成都華西壩。我們同班大約有十人在那裡，都只差一年大學畢業。我在復員到武漢上學前，與她在北平重逢，也同遊歡聚。她初次到北方，充滿了好奇，古都的政治文化場面很大。柳志琦應是親身目睹燕京大學末日的人，因是「美帝」的基督教會大學，解放之初即被斷然廢校，美麗的校園。著名的末名湖（多不吉祥的名字！）硬生生地變成了北京大學校園；一九五〇年以後寫末名湖畔大學生活回憶的是北京大學校友。我相信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中國，沒有人敢於公開懷念燕京大學和她的優雅傳統。政治力量便如此斷然消滅了一個共同的回憶！我那充滿文學情懷的好友，在五十年激蕩之後，如何回首我們分手的一九四九年？

　　這一場令我一直近鄉情怯的重聚啊！時時刻刻都那麼寶貴，說不盡的當年趣事，唱不夠的當年歌曲，蒼老的聲音，疲憊的記憶，努力重燃南開精神……第二天下午分手之前，她們開始唱當年的班歌，那是我十八歲文藝青年情懷寫的班歌，「梅林朝曦，西池暮藹，數載無憂時光在南開，而今一九四三春風遠，別母校何日重歸來……」

　　當年在後方風起雲湧的學潮，由街頭遊行演進成實際參與，我們班上大學後有幾位也去了延安，每一位都有很長的故事吧。其中一位是傅綺珍，她從山西太原來，仍是高大爽朗，我立刻想起她在校時和我談話響亮的笑聲。上大學不久，聽說她與幾位友伴到延安去了。在中學時幾乎看不出誰「前進」，誰「反動」，原來都是深藏不露的人啊！——這半世紀來，延安的人在中國當家，她的境遇應該是幸運的吧！（五年後曾接到她寄來南開時代的照片，有一張是她穿著解放軍制服，旁邊注「隨軍入太原城」，她信上說那不完全正確。）我充滿了想間的問題，但是在十多個人團團坐的場合，確是不知怎麼問這些純屬個人攸關生死（Vital）的大問題。如今在近六十年後，用憶起的熱情一遍又一遍地再唱少女時的歌，這些飽經憂患的心啊……你們怎麼還記得呢？我們這一代，在抗戰的重慶長大，在荒郊躲警報時為《天長地久》、《葛萊齊拉》裡的癡心愛情而神往，但是我們的一生，何曾有過蔚藍的海灣？何曾有「黑髮隨風披散，腮際掠過帆影，傾聽漁子夜歌」的可能？留在大陸的，歷經政治動盪，很多嘗過苦難；到臺灣或到國外的，又總感到在漂流中，如此相見，真如隔世。當一切都是「一言難盡」時，一遍又一遍地唱著「如今一九四三春風遠」時，記憶與遺忘似雙股柔絲，層層繞著這一屋子白髮的小友。這些當年菁英中的菁英，因為政治的斷裂。

　　婚姻的牽絆，失去了許多正常生活的歲月，成為失落的一代，吞沒在「春風遠」這麼簡單直率的歎息乏中，無需記憶，也無法遺忘。

　　那一天中午，我們從邢文衛家走到巷外大街的飯館吃飯，街名我忘了問，只記得沿街種的是楊柳或馬櫻花。四月正是柳絮飄飛的季節，撲頭蓋臉地落下，我和余瑜之在後面牽手而行，我看著前面七、八位同學的白髮上和肩頭灑著零零落落的柳絮，不禁憶起當年在孟志蓀老師詞選課上，背過蘇東坡詠楊花的《水龍吟》，她說記得開頭是「似花還似非花……」我們接力背誦下去，「也無人惜從教墜，拋家傍路，思量卻是，無情有思……一池萍碎。春色三份，二份塵土，一份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站在這陌生的北京街頭，白茫茫的柳絮中，人生飄零聚散之際，這鋪天蓋地的惆悵，是詩詞也無法言說的啊！

　　兩年後，我在臺灣收到新的《四三通訊》，登著「邢文衛病逝」的消息。初看時，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把它拿近燈光再讀，它是真的了，但是在悲傷之外，邢文衛變成了邢文衛，令我惱怒，似乎也助我抗拒它的真實性。到了我們這年紀。死亡原已臨近，但是。我竟不知她已生病，對她無一句慰問！而她的死訊卻是用這個我不認識的名字宣告。最後一次相聚人多，無法說明白各人遭遇，歌聲笑語，好似都不怨尤生不逢辰的痛苦和遺憾，早已將苦杯欽盡了——那樣六十年後的聚首，對於我只是印證今生果真有過的青春吧…

　　漸漸的，班友的通訊也停了。一九四三的春風不但遠了，也永久消逝了。

　　四三班會之後，我去朝陽門看兩度與我同學的楊靜遠。她在南開比我高兩屆，曾住同寢室。我到武大的時候她已上外文系三年級，是朱光潛老師的高徒。在樂山我曾去她家吃過年夜飯。她的父親楊端六教授是經濟系貨幣學專家，母親袁昌英教授，自一九二九年由歐洲回國，即在武漢大學外文系教戲劇和莎士比亞（我曾受教兩年），被稱為「珞珈三傑」之一。另兩位是淩叔華和蘇雪林。

　　在這樣家庭長大的楊靜遠，書讀得扎實，思想相當有深度，天性善良、浪漫，在正常的時代，應可成為她嚮往的真正作家，也必然是作學術研究的知識分子。但是，在一九四五年大學畢業前"她已捲入困惑著每一個大學生的政治思潮。同學中傾向共產黨的自稱為「前進」，稱傾向保守的為「反動派」。那時，正面抗日的中央軍在苦戰六年之後，正陷入湖南、廣西、貴州保衛戰最艱苦的階段。四川太大，一般城鄉的人過著平靜的日子，但是逃難來的下江人，又陷入戰火逼近的恐慌中。

　　楊靜遠在二〇〇三年出版《讓廬日記》裡記述她早期受吸引，覺得政府已經「徹底腐敗」，必須改組，左派同學借給她《延安一月》和《西行漫記》，使一直用功讀英美文學作品的她說，「我必須看它，我得抓住每一個認識共產黨的機會。」父母苦口婆心隨時勸她先讀書，不要衝動捲入政黨之中，「政治和戀愛很相像，相處久了，就不能脫身。」她從武大畢業後，父母全力助她去美國密西根大學英文系深造，但是她在「解放」的浪潮下，因愛情逕自放棄學業，回來建設新中國。五十年後她將當年兩地情書結集出版《寫給戀人——1945～1948》（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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