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121)_齊邦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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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節臺灣的「我們」

　　出版期刊是個日月催迫的事，那二十多年間，蘭熙和我這顧問之間的熱線電話從來沒有停過。電話解決不了的時候我們便須見面，譬如書稿的編排，與新的譯者見面，分享好文章的發現，文字推敲的喜悅等。一九七八年底。林文月和我參加教授訪韓團期間，結成談心的朋友，回臺後也常參加我和蘭熙的小聚，不久林海音也常來。十餘年間，每月或隔月聚會，每聚都興高采烈地說最近寫了什麼，譯了什麼，頗有各言爾志的舒坦和快樂。

　　林文月和我在臺大同事，她在中文系，我在外文系，結成好友卻是由於書緣。我最早讀她的《京都一年》，印象很深，認為那才是一個讀書女子該寫的遊記。有一天下午我在文學院十六教室上課，回廊上有一位女老師穿著一雙黑色的半統靴子走過，後來學生告訴我，她就是《京都一年》的作者——林文月老師。創立比較文學學會的時候，她和鄭驚、葉慶炳先生是中文系的發起人。初期開理事會，她和我常常坐在一起，出去開會也因為只有我們兩位女士，都安排在一間客房。到韓國訪問第一天，車行出漢城郊外，旅館旁有農家，大白菜和蘿蔔堆在牆旁，待做漬菜，令我想起童年在東北家鄉看著長工運白菜入窖，準備過冬。晚上與文月談起我們的母親，雖已倦極，竟談至夜深仍感歎不已。教授訪韓團之後。我們又同去日本，十餘天中，兩個人休戚與共，有許多的感想與看法可談。

　　一九七二年起，她沉潛六年，精譯的日本經典之作《源氏物語》。由《中外文學》以五冊形式初版，應是中文首次完整的學術譯本，令我甚為佩服。文人好談不朽，這才是不朽的功業。在我們聚會的四人中，文月很少有激昂慷慨的樣子，常常是那個「你愛談天，我愛笑」的笑者。發表意見，也是語調沉穩，不著急的樣子，也許是因為她比我年輕十歲吧！《源氏物語》之後，她接續譯成《伊勢物語》、《枕草子》。就在我們四人一次餐聚時，海音說要幫她出版新譯的《和泉式部日記》。下個月再聚時，初校本已印出來了，海音問她可否在一星期內初校完成，我在旁說：「大概三天就會校好。」果然，這本雅致的書，加上郭豫倫先生的封面設計，不到兩個月。純文學出版社最後的紀念本已經問世了。

　　不久蘭熙病了，失去記憶。在文月隨夫移居美國之前，我們經常在兩家之間，和平東路與新生南路口，一家名為「法哥裡昂」的咖啡店小聚，除了說不完的話，她還幫我做筆會季刊的封面等等。我們常坐的桌子在大玻璃窗前，人們走來走去，互相看著，倒都是一閃即過罷了。有一天，窗外一個人站著往裡看，然後走進店來，是主編《中央日報》副刊的詩人梅新。他走到我們桌前說：「我們常常在想，你們兩個人都說些什麼呢？」那天正好我們正忙著季刊一百期紀念號的封面，文月正幫我剪許多桂樹的葉子，貼成一個桂冠花環，中間嵌上刊名，Chinese PEN100"。不久梅新病逝，我們覺得那天好似來作告別。

　　文月至今出版散文和隨筆已有二十多本，舉凡閱讀、交談、生活、旅行或訪舊懷人，無不委婉真摯。一九九九年出版《飲膳劄記》，從一些宴客菜單追憶家人、師友相聚情景。此書興起臺灣「飲膳文學」之風，大約也記錄了國富民安後的生活趣味。其實她的虞意是在記錄人生每場聚會後，分散的惆悵吧。

　　文月離開臺北後，海音也臥病，客廳燈也熄了。

　　我從臺中搬到臺北後，最早受邀到同街巷的琦君和李唐基先生家，餐後樑實秋先生簽贈他悼亡妻的《槐園夢憶》，很多人頗為他傷心，那是我對臺灣文壇的第一個記憶。那些年，海音和何凡（夏承檻）的客廳，經常高朋滿座，隱地稱之為「臺灣一半的文壇」。有《國語日報》、《聯合報》和《純文學》月刊和出版社的朋友，在這裡也遇到幾位早期的女作家，其中我最想多瞭解的是孟瑤和我始終最佩服的潘人木。

　　孟瑤自以《心園》成名以後，二十年間有四十多本小說問世，書店都以顯著地位擺著她的新書，如《浮雲白日》、《這一代》、《磨劍》等。相當受讀者歡迎。

　　一九八四年，我寫了一篇《江河彙集成海的六〇年代小說》分析：「這些篇小說的題材都來自現實人生，記錄了那個時代的一些生老聚散的人生悲喜劇。孟瑤擅寫對話，在流暢的對話中，可以看出那個時代一些代表人物對世事變遷的態度。她小說中的角色塑造以女子見長，多是一種獨立性格的人，在種種故事的發展中保有靜靜的剛強。」也許是她寫得太多了，大多是講了故事，無暇深入，心思意念散漫各書，缺少凝聚的力量，難於產生震撼人心之作。多年來我仍希望，在今日多所臺灣文學系所中會有研究生以孟瑤為題，梳理她的作品，找出一九五〇至七〇年間一幅幅臺灣社會的人生現象，可能是有價值的。因為她是以知識分子積極肯定的態度寫作，應有時代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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