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120)_齊邦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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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節譯介臺灣文學的橋樑——中華民國筆會

　　我既是作學術交流的人，必須先站穩臺灣文學的立足點。自一九八五年柏林經驗之後，我得以從美國以外的大框架歐洲，思索臺灣文學已有的格局和未來的發展。令我震撼至深的是一九八六年在德國漢堡舉行的筆會年會上，西德著名作家葛拉斯（Günter Grass）對支持俄共威權的東德作家，咆哮責問：「文學良心何在？」

　　一九九二年在巴塞隆那的筆會年會，幾乎是該城向西班牙爭取獨立的一個論壇，我們收到的文件一半是使用該城的加泰隆尼亞語，以示他們古老語文的存在意義。而最強烈的啟發則是一九九四年，在捷克布拉格的筆會年會，主題是「國家、種族、宗教、社會的容忍與文學」，由捷克作家總統哈維爾主持，其中有一場座談會題目是「小語言與偉大文學，小語言寫作者的難題」。另一場是「我們自知幾許？」第一次看到語言有大小之分，第一次聽到蘇俄解體後，五十多位作家各自回到獨立的國家，不用俄語陳述，而是重用小語言的母語創作，陷入另一種困境。

　　我曾根據他們的話寫了一篇《我的聲音只有寒風聽見》，文中並未明言我的憂慮，世界的漢學界已將注意轉移至中國大陸，臺灣重要的作家多已停筆，本土化的聲浪日益高漲，當年大家用中文寫作的熱情不再，會不會有一天，我們也面臨小語言、小文學的處境？從此，我對臺灣文學的關懷，就不再只是單純地鼓勵與評介，而是它在末來的發展和定位。一九九二年正式接任中華民國筆會英文季刊總編輯的工作，將近十年，得以深耕臺灣土她的文學創作，對這個大問題有切身的領悟。

　　這本英文季刊自一九七二年創辦以來，我一直是個實質的顧問。主編選集後，我對臺灣文學的發展，以不遺漏的閱讀，保持真正的瞭解。因為「臺大哲學系事件」（一九七三年）而離開的趙天儀被教育部安排到國立編譯館任人文組編審。以及接辦《現代文學》的柯慶明，都助我深入認識本土作家。當時臺灣詩社如雨後春筍，我一直是訂戶讀者，日後主編筆會英文季刊選稿來源仍是維持公平的態度，尤其沒有「政治正確」的立場。

　　在自由世界，文學作者原不必有「會」，寫作是個單打獨鬥的行業，文壇原本無「壇」，只是有時文人相聚也有可談之事。一九二一年由英國和一些歐洲作家在倫敦成立了國際筆會（The International PEN），PEN是Poet,Essayist,Novclist的縮寫。

　　一九二四年，中華民國筆會成立於上海加入總會，發起人有林語堂、胡適、徐志摩等人，第一任會長是蔡元培，開始做各種文化交流，作品互譯，作家互訪等拓荒工作。

　　我自幼逢書便讀，讀後常有難忘之事，他們邀請印度詩人泰戈爾訪華的事，啟發我多年的想像。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筆會會員國參加戰爭，立場對立，文學交流停止，直到一九四六年，在中立的瑞典重開。中華民國筆會一九五三年在臺灣復會，第一、二屆的會長是張道藩和羅家倫。一九五九年首次回歸國際總會，參加每年一度的年會。

　　一九七〇年林語堂當選會長，在臺北召開第三屆亞洲作家大會，邀請川端康成、張大千等及韓國、泰國、菲律賓等國重要作家前來，臺灣作家將近百人參加盛會。王藍、彭歌（姚朋）和殷張蘭熙（NancyIng）三人負責辦事，在剛剛落成的圓山飯店將大會辦得有聲有色，大大地提高了臺灣的聲譽。林語堂說，臺灣應該有一份發表作品的英文刊物，讓我們在東方與西方之間搭一座橋。

　　一九七二年秋天，《中華民國筆會季刊》創刊號出版。由母語是英文的殷張蘭熙擔任總編輯，王藍和彭歌是編輯顧問。從創刊到一九九二年，殷張蘭熙獨撐二十年，我繼編九年，彭鏡禧、張惠娟、高天恩和現任的梁欣榮都是我臺大外文系的年輕同事，以拔刀相助之情前來兼任總編輯，助理編輯兼秘書只有一人，前十五年是劉克端女士，近十五年是項人慧，發書時增一工讀學生，大出版社很難想像那種「孤寂」。三十六年來，春、夏、秋、冬四季運行，和大地運行一樣，《中華民國筆會季刊》至今發行一百四十四期，從無一季脫期，是國際筆會最穩定最持久的刊物。在一百多個會員國的文學界，臺灣是個有信譽的地方。

　　殷張蘭熙是最早作臺灣文學英譯的人。一九六一年美國新聞處資助HeritagePress出版社英譯小說和新詩，殷張蘭熙就是《新聲》的主編，選入者白先勇、賞虹、王文興、陳若曦、葉珊（後改筆名為楊牧）等作品。因此執編筆會季刊之前，殷張蘭熙已有數年孤軍奮戰的經驗了。

　　殷張蘭熙的名字和季刊幾乎是不可分的。她選稿，翻譯每期的詩，尋找高水平譯者，讀譯稿、校對、發排。創刊後三年開始用臺灣藝術作品作封面，刊內介紹，她又增加了另一個領域的挑戰，在這方面協助最多的是王藍，我接編後是林文月、丁貞婉等好友。

　　殷張蘭熙金髮碧眼的美麗母親，一九一七年嫁給中國同學張承標先生（來臺後曾任審計長），由美國維吉尼亞州到中國湖北縣城成家，生兒育女。十多年後蘭熙長大，畢業于成都華西大學外文系，一九四九年隨夫婿殷之浩先生來臺灣，創立大陸工程公司，因為出國開會而冠夫姓，文壇好友都只稱Nancy。她愛文學，有時也寫詩，一九七一年曾出版OneLeafFalls詩集。

　　一九七二年我從臺中搬到臺北，恰巧與蘭熙住在鄰巷，街頭路狗又常遇到。各自主編筆會季刊和《中國現代文學選集》，總有說不完的話題。最基本的話題是值得譯介的書稿。英譯的人才，字字句句斟酌譯文，整體的安排，呈現的效果，國際讀者的反應等等，好似長河流水，永不厭倦。

　　蘭熙是個開朗溫暖的人，忙碌中熱情洋溢。每年在各地召開的年會前，催集論

　　文，安排演講和討論議題，準備禮物，到會場結交天下士，握住那麼多伸出的友誼之手。大陸的「中國筆會」文革後參加總會，多次在會場排擠我們。蘭熙收起她自然溫婉的笑容，登臺發言憤慨迎擊，保衛自由民主的臺灣代表權。直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他們不再出席年會。在今日政局情勢下，會籍立場仍會被提出，但是蘭熙與當年代表所建立的國際友誼，以及我們的季刊三十多年穩定的出刊，豐富的專業形象，已讓中華民國筆會立於不易撼動的地位。中美斷交後，蘭熙受邀在美國十家地方電視臺上「談臺灣」（Talk about Taiwan）節目，侃侃而談，以條理的外析，清晰的言辭，呈現臺灣在文化、經濟、社會各方面的進步。英文的筆會季刊更幫助增加瞭解。那些年，在西方世界為臺灣發聲的事，蘭熙做了很多，但是在臺灣反而少有人知。最可貴的是，這些奉獻和她主編筆會季刊二十年的投入，都受到丈夫殷之浩先生全心全力的支持。季刊收入僅有外交部和新聞局所付國際贈送的那數百冊書款，國內在誠品等地出售則不及百冊，主要的支出如稿費、印刷、發行及人事費用，皆由殷先生資助。筆會會址原也設在大陸工程公司所在地，殷先生去世後，一九九六年開始租屋在溫州街，即將面臨斷炊時，殷氏「浩然基金會」開始資助，得以編印發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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