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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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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邀集許多相關學者共同擬定出書計劃,可惜出版的書不多,但總是做了一些,包括:《當代社會問題》、《開放與封閉的心理》、《現代化:抗拒與變遷》、《寂寞的追尋:美國文化瀕臨斷裂邊緣》、《邁向現代化》。這五本書總名為「現代化叢書」,都由國立編譯館主編,四年間陸續出版。這段時間也是我在文學界之外,與文化界最大的連系。 我記得《當代社會問題》和《開放與封閉的心理》要出版時,特別邀請楊國樞先生寫篇總序,楊先生用兩個星期的時間寫了一萬字的序。序文寫到「現代化」是對過去舊社會的一種挑戰,從清朝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就因各種原因積弱到民國,現在我們開始做現代化工作,一定要用新觀念克服積弱的原因。使臺灣經濟起飛。因為王天民館長已經離職,換了印刷事務起家的熊先舉館長,也是原來的教科書組主任。新館長看了之後,說楊國樞一直不是很忠党愛國,覺得這篇序文把中國舊社會說得好像一文不值。我說現在已不是反共抗俄時代。熊館長說,「我不跟你辯論國策,我不能接受,換個人寫。」我說:「他專為這兩本書而寫,我不能退稿。」他說:「我不能接受,反正不能印。」他非常堅持。我知道「現代化叢書」已經做不下去了。 後來翻閱出版的「現代化叢書」,楊先生那篇序文果然未被採用,新館長反對就是因為楊國樞是「自由派」。我對楊國樞說明了這件事,未定的計劃等於風流雲散一樣,楊國樞序文事件,是我最後的防線,我不願意再退讓。這不是一篇序的問題,是我為了學術理念與尊嚴作去留決定的時候。我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我下定決心離開國立編譯館。 當時臺灣社會科學的理論知識很少,我們擬定文化叢書的書單非常輝煌,可以幫助新思想有系統地深入紮根。但是新館長接任後,文化叢書已無法有所作為了。所謂「三日京兆」,中國官場的新人新政意義大約就是沒有延續性,沒人關心紮根的未來。我辭職之後,所有建立的出書計劃,都被一掃而空了。 離開編譯館之後,我唯一具體牽掛的是寄望甚高的馬克吐溫(MarkTwain,1835~1910)長篇小說中譯本全集,當時已交稿的有四本:翁廷樞翻譯《乞丐王子》(一九七八年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蕭廉任翻譯《古國幻遊記》(一九七八年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丁貞婉翻譯《密西西比河上的歲月》(一九八〇年國立編譯館出版,茂昌圖書有限公司印行)、林耀褥翻譯《浪跡西陸》二九八九年國立編譯館印行)。譯者和校訂者都是臺灣最早出國研究美國文學而最可靠翔實的譯筆。多年來,我一直推動西方代表性作家作品能有完整的中譯,讓國人看到不同文化的真貌與深度,這方面日本的翻譯成就令人佩服。我們處處看到、聽到中文著作,言談中膚淺地引用馬克吐溫的幽默,美國這位十九世紀的幽默大師可說是無人不曉,但有多少人知道那「幽默」裡面蘊含多深的辛酸與批評,諷勸新興的美國文化建立自信與自己的風格。我離開之前曾一再拜託館裡承辦書稿印刷的單位,把這套書交由同一家出版社,不要分散標售。但是,它們和其他的書一樣,交稿之後,銀貨兩訖,除非有人有權追蹤,否則就是落入圖書室某一個陰暗的角落,不見天日。例如林耀褸精心中譯的《浪跡西陣》,從未上市。它們成了我多年痛惜的,念念不忘的「馬克吐溫孤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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