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105)_齊邦媛

一〇五

　　我近年遷居，目前的書房正壁上掛著一幅錢先生贈我的墨寶，錄明儒高景逸先生的五言絕句五首，開始一首即說出他在外雙溪定居的隱逸心情：「開窗北山下日出竹光朗樓中人兀然鳥雀時來往……」署名「丙辰重九錢穆時年八十有二」。那時他視力已差。這幅字更是珍貴。在它對面牆上，掛著莊靈所攝的一棵兀然挺立的闊葉樹，上面的枝葉明晰地投射在光影交錯的山岩上——這也是我企望的情境。

　　想念那些年，錢先生為什麼願意與我談話？他是學術思想史家，在制度史、沿革地理，以至社會經濟各方面都下過苦功，而且都有專門著述，到臺灣後又著手《朱子新學案》、《古史地理論叢》等整理工作，由臺大中文系戴景賢、何澤恒等協助校閱。他與我談話，從不論及更學研究，但談人生，如他在《八十憶雙親》書中說：「國民政府退出聯合國，消息頻傳，心情不安，不能寧靜讀書，乃日誦邵康節、陳白沙詩聊作消遣。繼朱子詩續選兩集，又增王陽明、高景逸、陸檸亭三家，編成理學六家詩鈔一書……竊謂理學家主要吃緊人生，而吟詩乃人生中一要項。余愛吟詩，但不能詩。吟他人詩，如出自己肺腑……」

　　由讀詩談人生，談文人在亂世生存之道，他認為書生報國，當不負一己之才性與能力，應自定取捨，力避紛擾，所以抗戰勝利之後不去京滬平津各校，回到家鄉太湖畔讀書，再曲雲南去香港，來臺灣，至少保住了不說話，更不必在中共批鬥中「坦白」的尊嚴。到臺灣後應文化學院（現為文化大學）歷史研究所聘，每週兩小時曲學生到外雙溪上課，並任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生活得以安排，從未發表任何政治言論，如余英時文中說，「時間老人最後還是公平的。所以在他的談話中，他總是強調學者不能太急於自售，致為時代風氣捲去，變成吸塵器中的灰塵。」

　　自一九九〇年八月三十日錢先生逝世，我都念著，有生之年能寫此記憶。因為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世界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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