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104)_齊邦媛

一〇四

　　我回臺大之後，也常與他談到我用作教材的一些書，譬如最早先用《美麗新世界》、《一九八四》和《黑暗之心》英文本時學生的反應，談得最多的是《寂寞的追尋》。對於追尋寂寞這種文化現象，錢先生感到相當「有趣」（他的無錫發音至今難忘）。其實，一九八三年他親自贈我的《八十憶雙親與師友雜憶》書中，錢先生回憶他一生重要著作多在園林獨處的寂寞中構思完成，尤其詳述任教于抗戰初遷昆明之西南聯大時，在雲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獨居小樓一年，在「寂寞不耐亦得耐」的情境下完成《國史大綱》，七十年來此書仍是許多人必讀之書。只是他那種中式文人之寂寞和西方社會意義的孤獨，情境大不相同。

　　當然，一九七五年後，錢先生面對蔣總統去世前後的種種變局。憶及抗戰前後中國之動盪，以史學家的心情觀察，感慨更自深沉，他一直盼望而終於失望的是一個安定的中國。《國史大綱》完成之時，昆明、重慶在日本轟炸下，前線將士血戰不休，該書《引論》說：「以我國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墮落，而猶可以言抗戰，猶可以言建國，則以我全民文化傳統猶未全息絕故。」此段文章使我更具體地瞭解他為什麼肯在蔣總統邀請下，舍香港而來臺灣定居，以為可以安度餘年，因為他也和那時所有中國人一樣，有八年之久相信抗日救國的必要，而一九五〇年後臺灣仍是捍衛中國文化的地方。

　　我不敢進入史學範疇，但是對於文化史極有興趣，尤其注意知識分子對政治變局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部編本，再接著是高中《中國文化史》的新編，每件事都是新聞的焦點。在那一段時期，我身兼人文社會組和教科書組主任的雙重責任，隨時有去住「保安大飯店」的可能，幸好生長在我那樣的家庭，經歷過許多大風大浪，父兄常常幽默地說，你當了這麼芝麻大的官，卻惹上了天天上報的麻煩，必須記住蔣總統文告裡指示的，應當時時「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爸爸以前曾說：「我這個女兒膽子小，經常「處變大驚」。」想不到，一九七〇年代的國立編譯館竟是我的「壯膽研究所」

　　其實，輿論界也不是一面倒，民間希望學術中立的革新理想者人數並不少，那時的影響。大學時代《國史大綱》曾是我們的教科書，在人生許多不同階段也曾重讀。

　　近日知《國史大綱》在大陸又成必讀之書，果真如此，書中首頁「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的要求：「所謂對其本國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對中國半世紀動盪，飽受摧殘的人性應該有增加溫厚自尊的影響吧。

　　如今回憶近二十年，隔著小方桌，聽錢先生說話，如同他的《引論》。都曾以不同方式，在不同變局中，對中國文化重作剖析。錢先生說話有時平靜，有時激昂憤慨，在座有時僅我一人，有時和錢師母三個人。他的無錫話多半圍繞著這個心思意念，並不難懂。

　　我記得後來一次談到文革紅衛兵對師長和文化人的摧殘，待這批人長大，統治中國，他們的暴戾人性會將中國帶到何處去？我深以為憂。錢先生說，文革結束後，五十歲左右的人仍會保存一些國粹，他們有說話的一天，中國文化仍有延續的希望。

　　那些年錢先生也常談到臺北的政局，尤其是文人對變動政局的態度。談到抗戰勝利後，西南聯大由昆明遷回平津，還鄉者幾乎行李尚未安頓，戰禍又起，人心惶惶。文人和一般百姓一樣，亦不知何去何從。錢先生回到無錫家鄉，在太湖畔之江南大學，教中國思想史等課，兼任文學院長。他在《師友雜憶》中回憶當時：「學校風潮時起，蓋群認為不鬧事，即落伍，為可恥，風氣已成，一時甚難化解。」每日湖裡泛舟，或村裡慢步，心憂家國，以五彩筆纂集莊子各家注，於一九五一年出版《莊子纂箋》。一九四九年中共進駐時，大多數學者留在大陸，距抗戰流亡不久，家人生計，顧慮實多，留下者沒有不說話的自由，由批鬥侮辱中倖存已屬不易，中國學術研究至此幾乎形成斷層。

　　一九五〇年錢先生由廣州去香港，與友人創辦新亞學院，最早只有數十個學生，第一屆畢業生只有三人，其中最傑出的余英時在《猶記風吹水上鱗》文中談當年簡陋艱困的情況和師生的「患難之交」，他對老師重要的著作和做學問開放的態度有扼要的見證。一九六七年錢先生遷居臺北，政府禮遇學人，助其在陽明山管理局賓館預定地上建一小樓，名「素書樓」，可以安居，講學著述，頤養天年。

　　他萬萬想不到的是，晚年「歸」來定居的臺灣竟也到了沒有溫情與敬意的一天，使他在九十六歲的高齡，一九九〇年六月底，為尊嚴，倉皇地搬出了臺北外雙溪的素書樓，落腳在杭州南路一所小公寓，兩個月後逝世。當年繼任的國民黨總統李登輝，沒有意願維護前任對歸國學人的禮遇，舉國將一代大儒掃地出門的莽撞無識，其不尊重學術的景況，為臺灣悲。而當時在立法院尖刻強烈質詢，要求收回市政府土地的陳水扁，後來任總統八年。

　　十二年後，二〇〇二年三月，臺北市長馬英九主持開啟「錢穆故居」典禮，將它開放作為中國文史哲學研究之用。距我初登石階整整三十年，如今腳步何等沉重。石階上的院子搭了一個小篷子，典禮下午開始時春雨下得豐沛，小篷子遮不住雨，場面相當淩亂。我進去後，在後排找到個可以不被人發現的位子，可以聽聽，仔細想想這三十年間事，錢師母的心情更可想而知。當初議會叫囂收回市產的時候，仍有一些史學研究的年輕學者前往素書樓探視，且為他整理、校訂舊作。錢先生問他們：「這些人急著要這房子做什麼？」他們說：「要做紀念館。」他說：「我活著不讓我住，死了紀念我什麼？」

　　余英時追悼錢先生寫了一副挽聯：

　　一生為故國招魂，當時搗麝成塵。未學齋中香不散。
　　萬里曾家山入夢，此日騎鯨渡海，素書樓外月初寒。

　　他在《一生為故國招魂》文中想用這副挽聯來象徵錢先生的最終極也是最後的關懷。「未學齋」是以前錢先生書房之名，是他苦學自修的心情，素書樓「今天已不復存在了。」這大概是余先生以國際史學家的身外，厚道的說法。錢先生自十六歲（一九一〇年）讀到梁啟超《中國前途乏希望與國民責任》，深深為梁氏歷史論證所吸引，一生研究歷史，希望更深入她找尋中國不會亡的根據。他希望國家社會能在安定中求進步，而不是悍於求變，以戾氣損傷文化。余英時說：「錢先生無疑是帶著很深的失望離開這世界的，然而他並沒有絕望……他所追求的從來不是中國舊魂原封不動地還陽，而是舊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會同意這個看法。」

　　我初見錢先生的時候，已是他的紅葉階段，深秋季節，思考的葉片已由綠色轉為一種祥和的綺爛，再幾番風雨，即將落了。他八十歲生辰南遊，在梨山武陵農場寫成《八十憶雙親》一文：「此乃常縈餘一生之懷想中者。亦可謂餘生命中最有意義價值之所在。」此文後與《師友雜憶》合集，充滿了家人、友情溫暖的回憶，也充滿了他那一代文人在亂世，顛沛聚散的感歎：「余亦豈關門獨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時代造成，而餘亦豈能背時代而為學者。惟涉筆追憶，乃遠自餘之十幾童齡始。能追憶者，此始是吾生命之虞。」

　　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真生命。這也是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錢穆先生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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