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100)_齊邦媛

一〇〇

　　一九七一年入秋，我在中興大學擔任外文系主任，施肇錫先生氣衝衝到系辦公室告狀：「上課二十分鐘了，學生都不見，一個也沒來！我派人去查，全班去聽演講了，至今未回。」我心想何方神聖有此魅力？連受他們愛戴的施先生。居然都集體蹺課！我與施先生到演講廳一看，果然座無虛席，臺上的演講者是個二十多歲的青年人，興高采烈地。從《詩經》講到現代文學的欣賞。

　　我悄悄地坐在最後一排，聽完這一場吸引「新人類」的演講，看到一個年輕文人對文學投入的熱情，也忘記「抓」學生回去上課了。這位演講者就是何慶明，應中文系陳癸淼主任和中興文藝青年社之邀而來演講。他那時剛從金門服役退伍，已由晨鐘出版社為他出版一本散文集《出發》，擔任臺大中文系的文學期刊《夏潮》的主編和外文系白先勇等創辦的《現代文學》執行主編，對臺灣文學創作、評論已經投入頗深。他回臺北後寫了一封信．，謝謝我去聽他的演講。

　　機緣是連環的，那時柯慶明是屈萬里先生的助教，誠懇熱情的二十七歲，初入學術界的助教，與外表冷峻內心寬厚的屈主任，在中文系辦公室日久產生了一種工作的信託，師徒之情，可以深淺交談。在《昔往的輝光》散文集之中《談笑有鴻儒》，柯慶明寫下這份情誼。

　　柯慶明對於文學，是個天生的「鼓舞者」。自從在中興大學聽他演講，三十七年來，我與他無數次的談話中心是書。教書、讀書，三十年來西方文學理論的創新與冷卻，圍繞著臺大和重慶南路書店的特色及其新書，可談的事太多了。他很耐心地聽你講述心中的觀念，然後興高采烈她響應，真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許多老、中、青三代的朋友，都記得他鼓勵別人寫書的熱誠，包括林文月初期翻譯《源氏物語》，以及我的散文寫作。他使遲疑的人產生信心，使已動筆的人加快速度。而他自己，自從建國中學讀指定課外書，讀到林語堂所說：「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起，就大展思維疆界；讀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熱血沸騰，感動落淚。以第一志願考入臺大中文系，從文藝青年到文學教授，豈止讀了萬卷書！書中天地，海闊天空，更增強他助人「精神脫困」的能力。小自行文，有時卡住一句，過不了門，轉不了彎，他總是擅於引經據典，引出一條通路來：大至人生困境，他常有比較客觀的勸解，助人走出低潮深谷，找回一塊陽光照耀的小天地。

　　柯慶明對我在國立編譯館要做的事很有興趣，也深深瞭解其重要性，所以他以接續編輯《現代文學》的心情，提供許多幫助，助我建立了第一批臺灣文學作品的書單，開始公正而不遺漏的選文作業。譬如他最早告訴我，司馬中原早期作品如《黎明列車》等，由高雄大業出版社印行，已近絕版，我寫信去才買到他們尚稱齊全的存書。因他的協助，我們建立與作者的聯絡與認識通道，日後選稿能站住國家編書的立場。對於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的改進和定編，他有更真摯的關懷。他深感民間普及教育的重要，願意幫我說動屈先生領導這艱巨的工作。終於有一天，屈先生同意我到中文系辦公室一談。

　　在那次相當長的面談中。我詳談舊版的缺點和民間輿論的批評與期望。這原也是王館長和我在臺中淳樸校園未曾深入瞭解的。現在，不僅是基於職責而編書，更是為國家文化的前途，為陶冶年輕世代的性靈，必須用超越政治的態度。當然，這樣一套新書是與舊制為敵的，雖無關學術立場，但將來不免會為主持者引來一些政治立場的敵人。但是，不論付出什麼代價，為了未來國民教育每年每冊三十萬本的教科書，是義不容辭的。我清晰地記得，屈先生坐在那間陳舊的辦公室，深深地吸著他的煙斗，然後歎了口氣，說：「好罷……我答應你！這下子我也等於跳進了苦海，上了賊船。」他語氣中有一種不得不然的複雜情緒。我覺得其中有種一諾不悔的豪情和悲壯，從潔淨超然的學術天地，走進政治、文化立場的是非之地，應是也經過許多內心交戰的思量決定。

　　屈先生主持「國民中學國文教科用書編審委員會」，由臺大、師大、政大各三至五位教授和幾位中學老師組成。主編執筆者是臺大中文系張亨教授、師大應裕康教授、政大戴璉璋教授，他們都是中文系普受肯定四十歲左右的年輕學者。

　　為了一年後即須使用正式部編本教科書，第一、二冊必須編出定稿，在次年八月前出版。國立編譯館所有會議室，日日排滿會程，有些委員會晚上也開會。國文科委員開會經常延長至黃昏後，當時還沒有便當簡餐，編譯館就請屈先生、執編小組和編審委員到隔壁僑光堂吃很晚的晚飯。屈先生有時主動邀往會賓樓，杯酒在手，長者妙語如珠。

　　一九七三年以後，數代的國民中學學生至少是讀了真正的國文教科書，而不是政治的宣傳品。想來屈先生未必悔此一諾，他當年付出的心力和時間是值得的。可惜屈先生逝世後的追思文章，甚少言及他在這方面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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