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99)_齊邦媛

九九

　　▼第2節文學播種——國文教科書改革

　　人世所有的幸福時光都似不長久。編譯館第二年，我那運指如飛的打字機上，擁有唱歌心情的日子就驟然停止了。

　　原任教科書組主任黃髮策因病辭職，而業務不能一日停頓。教科書組不僅須負責中小學所有各科教科書的編、寫、印刷、發行，還有一把「政治正確」的尚方寶劍祭在頭頂。王館長令我先去兼任，以便業務照常進行，他努力尋找合適的人。於是，我勉為其難兼任教科書組主任之職。

　　那時所有教科書都只有部定本一種，一九六八年，蔣中正總統下手令實施九年義務教育，由國立編譯館先編暫定本教材，一九七二年正式編印部定本，這一年也就是我隨著王館長走進舟山路那座門的時候。

　　全國萬所國民中學要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因此教育部明智決定：教科書有三年暫用本的緩衝。緩衝期間，教學的實際建議和民間輿論的具體反應，都是編部定本最有幫助的根據。我們接任之初，國立編譯館是輿論最大的箭靶，樣樣都不對，最不對的是教科書，編、寫、印刷、發行。全有弊病，惡罵國文教科書更是報章大小專欄文章的最愛，從「愚民誤導」到「動搖國本」，從種種文字討伐到立法院質詢，館裡有專人搜集，一周就貼滿一目冊。

　　我們遭遇到最大的困難是國民中學的第一套部定本國文教科書，它幾乎是眾目所視、眾手所指的焦點。三年來，社會輿論對已編國中三年六冊的暫定本有許多不滿的指責和批評。表面上都只說選文不當、程度不對，也有稍坦白的說。學生沒有興趣。究竟哪些課不當、不對？為什麼沒有興趣？沒有人具體地指出，只是轉彎抹角繼續呼籲：救救孩子！給他們讀書的快樂！培養他們自由活潑的人格……這些批評沒有一個人敢直截明白地說：暫用本的教材太多黨、政、軍文章。即使有人敢寫，也沒有報紙雜誌敢登。

　　我到國立編譯館之前，對自己的工作已做了一些研究。臺中的教育界朋友很多，那才是真正的「民間」。國民中學的各科編審委員會全是新設，可聘請切合時代精神的專家學者，而不似過去只以聲望地位作考慮。在這方面，王館長和我在大學校園多年，應已有足夠的認識和判斷能力。我的工作之一就是掌理人文社會各科的編寫計畫。既被迫兼掌教科書組，又須負責計劃的執行，包括各科編審委員會的組成，編書內容的審定。在一九七二年，那並不只是「學術判斷」的工作，也是「政治判斷」的工作。

　　我第一件事是仔細研究，分析暫定本國文的內容編排。每學期一冊，各選二十篇課文。翻開暫定本第一冊篇目表，前面兩課是蔣中正《國民中學聯合開學典禮訓詞》和孫文《立志做大事》，接續就是《孔子與弟子言志》、《孔子與教師節）、《民元的雙十節》、《辛亥武昌起義的軼聞）、《示荷蘭守將書》、《慶祝臺灣光復節》、《國父的幼年時代》、《革命運動之開始》。政治色彩之濃厚令我幾乎喘不過氣來，更何況十二、三歲的國一學生！

　　是什麼樣的一群「學者」，用什麼樣「政治正確」的心理編出這樣的國文教科書？這時我明白，我所面臨的革新挑戰是多麼強烈巨大了。但是走到這一步，已無路可退，只有向前迎戰。

　　第一件事是組成一個全新的編審委員會，最重要的是聘請一位資望深、有骨氣、有擔當的學者擔任主任委員。不僅要導正教科書的應有水平，還需擋得住舊勢力可能的種種攻擊，編出符合義務教育理想的國文課本。我心目中的第一人選是臺大中文系系主任屈萬里先生（一九〇七~一九七九年）。

　　屈先生字翼鵬，是國際知名的漢學家，從普林斯頓大學講學返臺，擔任中央圖書館館長，其後轉任臺大中文系系主任，不久又兼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而後膺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學術聲望很高。

　　這時我在臺大文學院教「高級英文」課已經三年了，我的學生一半是中文研究所的學生，有一位學生認為我課內外要求閱讀太多，隨堂測驗不斷，對他本系的研究無用。徒增負擔，寫信請他的系主任屈萬里先生向外文系反映。屈先生與文學院長和外文系主任談過之後，認同我的教法，回去安撫了抗議的聲音。因此屈先生對我有一些印象。

　　屈先生在學術上屬於高層的清流，我在文學院回廊上看到他，總是莊重儼然、不苟言笑的清瘦學究形象。國文教科書是為中學生編的，那時又正是各界嬉笑怒駡的箭靶子，我怎麼開口向他求援？

　　天下凡事也許都有機緣。我剛回臺大教書的時候，除了外文系幾位同事之外，尚有一位可以談話的小友中文系助教柯慶明，認識他的經過非常戲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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