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87)_齊邦媛

八七

　　臺中一中的教員休息室很大。有幾大排長長的桌子，各科的同事都自成天地。我剛去的時候，由於林同庚老師（臺大講師）由美國寫信介紹，認識曾任教臺中一中的楊錦鐘（她不久隨夫胡旭光到駐美大使館任公使），她的朋友李鑒嫻（國文科），孟文檻（歷史科），路翰芬和徐蕙芳（英文科）幾位資深老師對我相當照顧。徐蕙芳教高三乙班，我教丙班。她家住立德街，與我家相距不到兩百公尺，有時下課一起回家，漸漸約好早上有課亦同去，坐在三輪車上。最初只談功課已談不完，家裡還有一屋子事等著。她隨夫蔣道輿先生全家來臺，三代同堂，數十年維持大家庭的規模。

　　高三下學期最後一個月，所有課程結束，開始升學輔導，由各科名師各按專長輪流到四班上課，要自編教材，專攻聯考可能題目，訓練學生敏銳思考，精確作答。徐蕙芳和我在開會時分配到翻譯和詞類變化等文法領域，每人尚需自選精練短文數篇，可供誦讀，增加閱讀能力。

　　我們竭盡所知地搜集資料，那時我開始跑臺中的美國新聞處圖書室，我哥哥和他在《中央社》的老同學楊孔鑫有時會寄一點英文稿，有關文學和文化的新文章等。我們兩人討論之余，晚上孩子睡了，她由立德街走到我家，在我的書桌上寫好，多數由我用鋼板刻蠟紙，第二天到教務處印成全班的講義或測驗題。鋼板刻出的講義相當成功，後來幾年的暢銷升學指南「盜」用了不少，當然我們那時代沒有人想到什麼版權。我的字方正，不瀟灑，很適合刻鋼板，那時不到三十歲，做那麼「重要」的事，覺得很快樂。

　　在臺中十七年，家庭生活之外，最早躍入我記憶的，常常是放在走廊盡頭的小書桌；用一條深紅色的氊子掛在房檻隔著臥房，燈罩壓得低低的小檯燈，燈光中我們兩個人做題目寫鋼板的情景，既浪漫又辛酸。其實其中並沒有太多浪漫的情調，多半時間，我們只是兩個家庭主婦，在家人入睡後才能在走廊一隅之地，面對心智的挑戰。英文有一個最確切的字：「Necessity」（必然性）。家人和自己都明白，一旦進去了，便必須打贏這場仗。在我那張小桌工作（一直到一九七二年到臺北麗水街宿舍，我才有了一間小小的，真正的書房），在我的小家庭，只須得到丈夫諒解，比較單純。我的丈夫「允許」我們那樣工作，因為他一周工作七天，經常出差，他不在家的時候，我從無怨言。

　　那張小書桌奠立了我們一生的友誼，直到她二〇〇七年二月高齡逝世，五十年間，人生一切變化沒有阻隔我們。她是我三個兒子至今溫暖記憶的蔣媽媽：而我，自臺中一中開始教書，一生在臺灣為人處世，處處都有俯首在那小書桌上刻鋼板的精神。

　　晚上十點鐘左右，我送她沿著復興路走到立德街口，常有未盡之言，兩人送過去送過來多次。直到我離開臺中一中多年後仍未分手，功課之外，我們也談生活與家庭，她的雍容、智慧與寬宏對我影響很深。

　　在那五年中，每年暑假看大學聯考榜單也是我生命中的大事，好似新聘教練看球賽一樣，口中不斷地教他們不要想輸贏，心中卻切切懸掛，恨不能去派報社買第一份報紙。在那一版密密麻麻的榜單上用紅筆劃出自己的學生名字，五十年前和今天一樣，先找臺大醫學院和工學院的上榜者，工學院又先找電機系，因為分數最高。我不能自命清高說我沒有這份「虛榮心」，尤其是擔任導師那一班的升學率，占滿我年輕的心。那幾天之內，只差沒有人在門口放鞭炮，上榜的絡繹不絕地來謝師，整體說來，成績夠好。但是也有些錄取不理想的和公立大學落榜的，他們晚幾天也有來看我的，有人進門即落淚，我不但當時勸慰，還追蹤鼓勵，第二年再考，多數都能滿意。成功或挫折的分享，使我相許多當年十八、十九歲的男孩建立了長久的「革命感情」，在他們成長的歲月中，有寫信的，回臺中家鄉時來看望的，尤其是他們到成功嶺當兵的那些夏天，我聽了許許多多新兵訓練的趣聞。學生絡繹不絕地按我家門鈴，每星期天我準備許多酸梅湯涼著，蒸許多好吃的包子，有些人多年後還記得。當兵的故事中最令我難忘的是石家興，他問我要一些短篇的英文文章，可以在站崗時背誦，簡直令我肅然起敬。他在臺大生物繫念書時和幾位同學定期研討文學和文化問題，與簡初惠（後成名作家簡宛）相愛，也曾帶來給我看。畢業後教了幾年書到美國康乃爾大學讀博士學位時，邀我前往胡適的校園一遊，看到他一家安居進修。當晚他邀來幾位臺中一中同學和她的妹妹簡靜惠等暢談當年樂事，五十年間，我看著他從少年成為國際級學者，二〇〇八年他獲頒四年一度的世界家禽學會的學術研究獎，我真正分享到他們的成就感。

　　在臺中一中的傳統中，以文科作第一志願升大學的似乎占少數，數十年間常有聯繫的有在外交界傑出的羅致遠，主持中國廣播公司的政論家趙守博，臺大法律系教授廖義男等。臺大外文系畢業的林柏榕、張和湧、張平男和陳大安等。林柏榕是我第一年教的學生，他在創辦立人高中和競選臺中市長前曾與我談及他要為臺中做事的理想。他任市長時，我已離開臺中了，但是從競選文宣，看得出來文學教育的格調，雖然我也知道他所進入的政治和文學是兩個不同的世界。與他同班的張和湧，在大同公司服務時，曾幫「協志叢書」翻譯了許多世界經典人文著作。張平男是徐蕙芳的得意學生，中英文俱佳，文學作品涉獵亦深，我在國立編譯館時，邀他將文學課程必修讀本奧爾巴哈的《模擬：西洋文學中現實的呈現》譯成中文，一九八〇年曲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出版，是一本很有意義的書。

　　在我任教的最後一班，進入臺大外文系的陳大安，是真正喜愛文學的學生，讀文學書亦有很深入的見解。他讀大學時，常常請教我課外必讀之書，五、六年間寫了許多新詩，很有創意與深意，我都是第一個讀者。他後來也去了美國，從事文化工作。一九九〇年初期，我在電視上看到他與友人創辦的MuseCorderoChen廣告公司贏得美國全國廣告協會的銀鈴獎，一九九四年又得美國銷售協會頒發廣告效果金獎。在這樣全國性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必須有扎實的文學藝術根基和真正觸動人心的創意。

　　臺中一中學生日後在理工界和醫界都有傑出表現，大約是傳統的主流力量。那時成績最好的都以醫科為第一志願，有一位笑口常開的學生對我說，「老師，我將來作了醫生會照顧你。」我那時年輕，從未想到需要醫師照顧。多年以後看到他們成為名醫的報導，甚至在街上看到他們的診所招牌，但都末以病人身分求診。只有曾找我敘師生情誼的仁愛醫院副院長劉茂松，當時我胃部不適，他安排照胃鏡，我竟然在等候隊伍中溜走「逃跑」了，後來再不好意思去。幾年前我在和信醫院作一場最後的演講，題目是「疼痛與文學」。是臺中一中的老學生蔡哲雄，在美行醫二十多年後回臺灣，到那著名的癌症醫院任副院長，他念舊，找到了我，請我去作了那樣跨界的演講。我敘述自己在種種病苦關頭以背詩來轉移難纏的疼痛，而且，還不改教室舊習，印了一些值得背誦的英詩給聽眾呢。

　　二〇〇六年夏天，我在一中第一班的學生，在臺灣水產養殖方面大有貢獻的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廖一久，以及四十年來首次返臺的雷射專家王貞秀與張和湧一起來看我。門啟之際，師生五十三年後重聚，不僅我已白頭隱世，他們也已年近七十，事業成就私人生滄桑之感湧上心頭，豈止是驚呼熱中腸而已！他們寄來的當日合照，我一直留置案頭。

　　數十年間我在臺灣或到世界各處開會旅行總會遇見各行各業的一中學生，前來相認的都有溫暖的回憶；許多人記得上我的課時，師生聚精會神的情景，課內課外都感到充實。方東美先生曾說：「學生是心靈的後裔」，對我而言，教書從來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種傳遞，我將所讀、所思、所想與聽我說話的人份享，教室聚散之外，另有深意。他們，都是我心靈的後裔。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