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動盪的世界(62)_龍應台

六二

　　心底有一個最重要的目標：如何能推到言論鉗制最危險的邊緣，卻又留在影響最大的主流媒體中？多少前輩都是從最大的《中國時報》寫到較小的《自立晚報》再寫到黨外刊物，然後就徹底消失。我清楚我要留在主流中做最大的「顛覆」，做最紅的蘋果核心裡的一條蛀蟲。

　　副刊主編金恒煉說：「你放手寫，心裡不要有任何警總。尺度的問題我們來處理。」

　　可是，我怎麼可能心中沒有警總？江南才剛被殺，屍骨未寒呢。我的父親為了我老做惡夢；告訴我他當年如何看見人在半夜被國民黨特務用麻袋罩住沉下大海，失蹤的人不計其數。我的命運使他憂慮；他知道我沒有外國護照。

　　於是在生活上，（一方面也因不屑于做大眾文化鬧哄哄寵出來的英雄），我不接受採訪、不上電視、不演講、不公開露面。當然，更不能與反對人士來往。極長的一段時間裡，讀者不知道「野火」作者是個女人。一篇篇文章，在孤獨的沉思中寫成。

　　在寫作上，我知道我不能直接攻擊體制，如此起彼落的黨外刊物所為。能夠討論和批判的是環境、治安、教育種種社會問題。然而在那個極權體制下，任何能思考的人都會發現：所有的社會問題最後都無可逃避地植因於政治。這，卻是我不能寫出的。

　　其實亦不必寫出。如果一個人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他會自己看出問題的最後癥結，找到自己的答案。我也確信那個不公的體制得以存在，是因為個人允許它存在；比體制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個人。

　　所以「野火」的每一篇文章，不管是「幼稚園大學」或「臺灣是誰的家」，都將最終責任指向個人，也就是小市民自己。

　　黨外刊物因此指責我「只打蒼蠅，不打老虎」，或者看不見問題的要害。我無法說明：是策略，所以不直接打「老虎」；是信念，因為確實認為「蒼蠅」責任重大。比「老虎」還大。

　　我寫著最煽動的文字，批判的層次也逐漸升高。報社為我承受了許多「有關單位」的「關懷」電話，但是當我將美術館館長比作政戰官的時候，編輯也擋不住了。政戰部早已下過公文禁止軍中讀「野火」專欄和中國時報。現在政戰部主任許曆農將軍要請我吃飯。

　　許將軍溫文爾雅，謙和中不失鋒利。席間不知什麼人建議我該稱他為「許伯伯」，我笑了笑，沒接腔。他看起來還真是個我覺得親切可愛又風度翩翩的外省長輩，但是各在各的崗位上，不得不針鋒相對。「你的文章，」他說，「是禍國殃民的。」

　　我心裡同意他的說法，如果「國」和「民」，指的是國民黨的一党江山。

　　宴請結束之後，寫了「奧威爾的臺灣」一文：

　　……言論控制的目的在哪裡？手段是否合適？效果如何？最重要的，究竟有沒有控制的必要？控制思想有什麼嚴重的後果？合不合臺灣現狀與未來的發展需求？

　　這一篇文章終於上不了報紙，只好偷偷混在其他文章裡一併出了書。

　　國民黨文工會問我願不願意「見官」。哪個「官」？我問。文工會主任宋楚瑜先生，十三年後的臺灣省主席。

　　宋先生和夫人和我，在來來飯店一個小房間裡用餐。夫妻倆態度自然，言說誠懇，沒有一絲官僚氣。我們交換了些對國家大事的看法，發現彼此的理念認知差距並不太大。

　　教育部問我願不願意與部長一談。在李煥部長的辦公室裡，我對他陳述我對臺灣軍訓教育的看法：軍和黨應該徹底離開校園。李部長極謙遜虛心地聆聽，並且作記錄。

　　「野火集」出書之後，專欄停止了一段時間。1986年底，我離開臺灣。流傳的說法是，終於被「封殺」，而我被「驅逐出境」。事實上，我是由於家庭因素，「野火」停止，則是因為我在異地哺乳育兒。「野火」承受相當大的壓力及風險，但並未被「封殺」。

　　四個月內十萬本，使封殺查禁在技術上不太可能，固然是一個原因，但是和國民黨主事者本身的素質也許不無關係。許曆農、宋楚瑜、李煥雖然都在維護一個千瘡百孔的體制，本身卻畢竟是思維複雜、閱歷成熟的政治人物，看得出「野火」所傳達的社會大勢走向。他們並沒有訴諸野蠻的權力去抵制這個走向。

　　這些人，在1985年代表著臺灣政治的主流。在10年後全變成了非主流，退居邊緣。但是取代了他們的新主流，90年代的政治主流，面目之可憎竟超過了80年代的想像力。

　　1987年，解嚴。臺灣人終於贏得了「免于恐懼的自由」。只是在政治恐懼之外還有許多其他種類的恐懼，在90年代一一浮現。

　　1988年，我到莫斯科採訪。改革開放正在動搖蘇聯的「國本」，但克格勃仍舊監視著我的行蹤，任何外國作家和記者的行蹤。沈昌煥外交部長則公開對媒體重申反共抗俄的必要，在中常會議中對我主張重新認識蘇聯、接觸蘇聯的文章大為光火。

　　1989年5月，我在北京看學生們靜坐……

　　1989年10月，莫斯科有萬人遊行，東德有百萬人遊行。風中帛帛作響的旗幟上，俄文的和德文的，寫著：「我們不要……」。

　　80年代，我從臺北走到北京，再從莫斯科走到東柏林的大街上，秋色蕭蕭，已是年代末了。我看見作家在對群眾演說，群眾在對天空呐喊，天空漠然，下起了冷雨，雨水沖洗著人們臉上悲憤激情的淚水。

　　那是一個最壞也最好的時代、最黑暗也最光明的時代。因為黑暗，所以人們充滿了追求光明的力氣和反抗黑暗的激情，而且在黑白分明的時代中，奮鬥的目標多麼明確啊。力氣、激情、目標明確——八十年代是理想主義風起雲湧的時代。只有在得到「光明」之後，在「光明」中面對自我的黑暗，發現那黑暗更深不可測，我們才進入了疑慮不安的90年代，世紀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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