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動盪的世界(37)_龍應台

三七

　　以文學來拆除種族與種族之間、國與國之間的圍牆，這才是今年大會的主旨。有趣的是，人們嘴上呼籲的也許是圍牆的撤除，實際做的，卻是築牆的工作。

　　語言是一道明顯的大工程，由主辦者本身築起。在大會所發出的一切檔中，有意文、法文、英文，獨缺德文。這是件稀奇的事：第一，德文是筆會正式列入的四大語文之一；第二，德語可以說是地主國瑞士的「國語」（百分之七十五德語，百分之二十法語，百分之四意語，百分之一羅曼敘語）。一個國際大會在瑞士舉辦而排除德語，這「故意」的痕跡就太明顯了。

　　一位本地的意文作家說：「我們到蘇黎世去開什麼會時，都得講德語。現在也讓德語人嘗嘗這個『聽不懂』的滋味！」

　　這百分之四的意語人做得也真絕，不但所有公文上沒有德文，大會頭兩天受邀的演講人中，全部是講法語和意語者，夾上幾個說英語的英美作家。最後一天很重要的各國代表行政會議上，英、法、意的譯員都在，德語譯員卻不知去向。東德代表不得已只好以英語發言。

　　以中國人的標準來看，意語瑞士人其實並沒有受到「虐待」與歧視。即使在德語區，所有的公共告示、貨品標籤、使用說明書等等，都印有德、法、意三種文字。意語人也有他們自己的電視臺，不受任何德語的干擾。中國人也許覺得奇怪：「只有百分之四，嚷嚷什麼？」這是觀念的問題，意語瑞士人覺得百分之四也得受到絕對的尊重，有嚷嚷的權利。

　　我問一個德語瑞士人是否對大會有所反感，他笑著說：「無所謂吧！為自己母語覺得驕傲是很自然的事。」意語人表現了處於劣勢的少數民族的緊張，這個德語人則流露了主要民族的隨和大度。令人莞爾的是，瑞士的「主要民族」其實本身又是一個「少數民族」，因為瑞士德語是德國人不太聽得懂、經常加以取笑的一種方言。為了對抗人多勢眾的德國，瑞士德人也很緊張的保護自己的「土話」，努力強調他驕傲的母語。學校裡教的、書本上印的，固然都是所謂「標準德語」，在任何場合，講的卻是瑞士的「土語」。

　　語言的藩籬大概是拆除不了的，因為語言是文化的根。對於語言，或許「拆除」要作另解，不是把籬笆拆掉，以「我大你小」的原則，強迫你用我的語言，而是尊重彼此的籬笆，學習去瞭解對方耕耘的方式。

　　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藩籬之二

　　如果一個外星人聽說有個屬於全人類的國際筆會而來到Lugano實地觀摩的話，他回到自己的星球之後一定會提出這樣的報告：「地球上百分之九十是白種人！」

　　國際筆會的現任幹部，從主席到財務秘書，全是白人。今年大會所邀請的七十二位特別來賓中，百分之九十是白人。大會印出九十篇論文，得到安排上臺去念論文的，絕大多數是白人。亞洲人中只有兩個有上臺機會，一是日本作家，當他出現時，原來在台前忙著閃光照相的記者們就收下相機，坐下來休息。中國的羅洛是另一個；該輪到他時，主席卻宣佈「今天到此為止」。羅洛也莫名其妙，去問了主辦人，主辦人說沒有收到他的英文稿子——很可笑的藉口，因為稿子早就印在書裡，會員人手一本。等到第二天，在所有的人都聽得筋疲力竭、饑腸轆轆的時候，主席才點羅洛的名，作為最後一個演講人，也是最不受歡迎的，因為台下人心惶惶，騷動不安，都想吃飯去了。

　　白人演講，當然講的也是白人的問題。六場演講會中，兩場指定談中歐文學與義大利文學，其他的四場也大致繞著歐洲文學打轉。不管是講哪一種歐洲語言，引喻時所用到的名字——但丁、歌德、左拉——都屬於歐洲一體的文學傳統。相對的，當亞洲人用典故時，他卻不得不跨出自己的文學傳統去迎合歐洲人的知識範圍。日本作家談的，是西方文學如何打開了日本的疆域。羅洛在提到魯迅與巴金的同時，必須提到但丁、巴爾扎克、羅曼羅蘭。余光中的論文中觸及莊子，卻也難免引用了歌德與雪萊。

　　情勢非常清楚：歐洲人沉溺在自己的文學範圍中，對歐洲以外的文學既無瞭解也無興趣，而他們又有自我沉溺的權利，因為別的民族也都把歐洲文學作為重要的研究物件。這情形就像多數美國人不會說外語，因為他覺得，「反正全世界的人都會說英語嘛。」

　　英語成為國際語言，不是由於它比其他語言優越，而是由於講英語的兩個國家，英國與美國，挾其政治、經濟勢力而推銷了他們的語言。歐洲文學成為世界文學的主流，也不見得是因為它的藝術造詣超越其他文學；世界上有許多歷史悠久的文學並沒有經過充分的涉獵，現代人對埃及、印度、中國的文學有多深的瞭解？但是歐洲國家有強大的政治、經濟、科技勢力，對整個世界有主宰性的力量，它的文學，也隨著這個勢力擴張它世界性的影響。

　　國際筆會的骨髓精神是反強權的，宗旨中強調：「文學是國際間唯一的價值標準。」也就是想抵抗現實世界中政經勢力的淩駕一切。詩人GeorgeSteiner在今年的演講中並不曾忘記這個問題。他認為英語成為世界語言，隨之英文成為世界性文字，是一件深深值得憂慮的現象。一個在政治上沒有地位的小國家、小文化，也許出品了最優秀的文學作品，但是不翻譯成英文就沒有人看，任其埋沒。他擔心世界文學的一元化、同質化。

　　今年的國際筆會，在我這個所謂第三世界作家的眼中，正展現了這麼一個同質化、一元化的現象。名為國際筆會，其實是個歐洲筆會或白人筆會。歐洲作家聚集一堂，用歐洲的語言，引伸歐洲的傳統，討論歐洲的問題（注）。非歐洲國家的在場，只是個無足輕重的陪襯。

　　在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之間，有著一條萬丈深溝，還看不見搭橋的可能。

　　迫害者與被迫害者——藩籬之三

　　「國際筆會主張思想的自由傳播。會員將全力反抗任何形式的思想箝制……為了使世界朝向更合理的政治、經濟程式，國際筆會深信對政府的自由批判有絕對的必要……」

　　國際筆會的基本宣言透露出濃重的政治氣息，而事實上，它就是一個政治性的組織。如果純粹為了討論文學，世界各國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文學會議，為文學而開會。國際筆會的宗旨卻只有一個核心：為全世界的作家爭取思想、言論的自由。一旦有了這個目標，就不得不與許多政權敵對，成為一種政治活動。國際筆會在本質上其實是一個「國際作家人權組織」。

　　這個特性貫穿了今年的筆會。第一天演講的George Steiner語調高昂的說：

　　「一個詩人，身邊應該隨時有一日整理好的皮箱，隨時準備離棄他的『祖國』——如果那個『祖國』剝奪了他言論的自由。」

　　詩人不可以妥協，他必須以「離棄」的實際行動來表達他的抗議，制裁一個沒有自由的祖國。

　　被邀演講的蘇聯流亡作家Vladimir Maximov對於他極權的「祖國」更有著「漢賊不兩立」的憤慨。他嚴厲指責西方作家的雙重標準，一方面高談人權與自由民主，一方面卻又與蘇聯政府友好：

　　「對這位拉丁美洲的諾貝爾獎作家，我完全無法苟同。他竟然公開贊同蘇聯佔據捷克與阿富汗，他竟然稱波蘭的工會運動為『法西斯』！

　　「而我與那個瑞士的名作家又有什麼好說的？他拒絕了法國政府的邀請，說法國是個發展核子武器的國家。好吧，可是為什麼同時他卻又接受了蘇聯的邀請？蘇聯的核武器突然就不算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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