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動盪的世界(38)_龍應台

三八

　　「我跟這個英國小說家當然也是『道不同不相為謀』的。自稱為天主教徒，最近卻在莫斯科公開宣稱他與那個極權國家的員警頭子很有私交。任何一個有點自尊的作家，即使是在一個民主國家裡，也不應該和一個員警頭子交往啊！是我太天真了嗎？」

　　Maximov對西方作家的指控，正好是我《臺灣作家哪裡去》中提到的某些西方知識份子的雙重標準（包括在西方立足的中國知識份子）。他們自視為民主自由的捍衛者，可是當極權政府轉而招喚時，這些人又受寵若驚的趕去討好。這是理想的折價拍賣。

　　然而，事情又並不這麼簡單。照Steiner和Maximov的原則，要與極權者劃清界限，詩人應該拎起皮箱頭也不回的離棄祖國，也就是說，成為一個流亡作家。流亡作家的代價是什麼？恐怕是百年的孤寂。每年的筆會都有東歐的流亡作家與會，匈牙利的Csicsry-Ronay是個令人嘆息的例子。

　　1947年，他才30歲。因為寫文章批評了蘇聯在匈牙利所設的傀儡政府而被判刑。他拎起了皮箱、離棄了祖國。四十年來往在美國，寫匈牙利文，出版匈牙利書；但他所寫的、所出版的，當然是匈牙利不准進口的禁書，所以看得懂的人看不到，看得到的人看不懂。四十年如真空般的寂寞，是流亡作家的代價。

　　而流亡的效果又有多大？像蘇聯這樣的超強大國，它的流亡作家引人注目，還可以爭取到西方諸國的支持，對莫斯科施加有限的壓力。小國的流亡作家不受重視，無法凝聚國際輿論，而自己的作品又失去了讀者。對強權政府的抵抗只是個人的測驗，難有什麼實質的效果。

　　與極權者劃清界限也不是單純的事。有人認為不劃清界限就是為虎作倀，卻也有人認為劃清界限還不如「滲透顛覆」，從內部去改造它比較有效。此外，如何將極權國中的政府與人民分開，是另外一個難題。

　　西方各國用經濟抵制的方式來制裁南非，目標當然是實施種族歧視的白人政府。反對抵制的人說，經濟抵制傷害到的不是白人政府，反而是西方人希望救助的貧困黑人老百姓！這是個投鼠忌器的難題：如何懲罰一個政府而不傷到它所控制的無辜百姓？

　　這個難題是今年筆會的主題之一；南韓，是主角。

　　今年的南韓代表團人數最多，在會場擺了一個攤子為明年在漢城召開的國際筆會作宣傳預告。表面上的謙虛客氣遮不住他們心裡的緊張。美國、東德、瑞典及芬蘭的代表準備抨擊漢城會議，用來表示對全鬥煥高壓政府的制裁。

　　南韓代表的處境大概是最困難的了。他如果為政府辯護，筆會的人會把他當作全鬥煥的走狗、幫兇，而否決漢城會議。基本上，大家心裡也有數：那些來自共產黨國家或半民主國家的所謂代表，都不可能是強烈批評政府的諤諤之士，是的話，他們不會成為代表。與會人士看南韓代表的眼光，自然是充滿懷疑的。

　　然而，儘管希望贏得筆會的信任，南韓代表也不敢公開承認自己的政府迫害作家，他畢竟還得回國去交代。在這兩難之中，南韓代表採取了低姿態，爭取同情票。一方面淡化全鬥煥對文人的控制，一方面發出弱者呼救的聲音。

　　「現在情況已經改進了。我們去獄中探望了兩位作家，」韓國代表發言時說，「這兩位作家都說獄中情況良好，有吃的，有喝的，有用的；他們很滿意、很愉快……」

　　我聽得坐立不安——是他的英語表達有問題嗎？還是這個代表真的認為政府給獄中作家吃的、用的，值得嘉獎？「有一位作家被關在牢裡，」南韓代表繼續發言：「是因為他參與了縱火美國領事館的暴行，不是因為他的言論。」

　　美國代表引用了一段新聞報導，指出韓國代表完全採用其政府的片面之言，那個作家的「縱火」根本沒有證據。東德代表更指責韓國代表有心掩護全鬥煥的罪行。他取出一張表說：

　　「根據北韓給我的資料，在南韓因文字而入獄的作家有十六名，為什麼南韓代表只列出七名？」

　　淡化政府暴行的策略不成，韓國代表緊接著開始爭取同情：

　　「國際筆會來漢城開，會給我們的作家帶來希望……我不久前在獄中探望一位作家，面告他筆會將來漢城，他的眼中馬上閃出希望的光芒……我們需要你的説明，請來救救我們！」

　　作家大概都感情豐富又帶點虛榮心的吧？韓國的示弱激起了各國代表濟弱扶傾的英雄感。紅頭髮的加拿大法語區代表情感衝動的說：「我本來是想投反對票的，但聽了韓國代表的求助，非常非常感動。我們去漢城吧！」

　　當過駐外大使的象牙海岸代表慷慨激昂的說：「我們是民主的衛士、先鋒。現在南韓的兄弟們需要我們，我們怎麼可以無動於衷？」

　　臺灣的代表殷張蘭熙也說了話：「東方人講面子。筆會給韓國作家面子，會增加他們應付政府的籌碼。」

　　大會中情緒高昂，有點馬上要出兵，拯救韓國同胞的架式。南韓贏了這場外交仗。在場外偷偷活動的北韓人默默的離去。下一屆的國際筆會，將由漢城作主人，剛好連著漢城奧林匹克的盛會。明年的南韓，在國際舞臺上將有很醒目的演出。

　　看著南韓的代表們興奮的握手、道謝，不禁想起他們勇敢的學生，用自己的生命去與強權對抗。到最後，國際筆會到不到漢城開會只不過是個微不足道的手勢罷了；真正能使韓國免於奴役、免于極權的，恐怕還是韓國百姓自己的覺醒。

　　外一章

　　東德代表考夫曼對南韓的人權問題表現得義正嚴辭，使我對他發生了興趣。難道東德，會沒有箝制言論的問題？如果他對全鬥煥的政府如此譴責，他對自己的政府又將如何？「東德有沒有言論控制？」我直截了當的問他。

　　他也直截了當的回答：「沒有！」

　　「你是說，任何一本批評政府的書都可以出版？」我有點驚訝了。

　　「不，政府並沒有任何條文來檢查言論。批判政府的書無法出版，不是由於政府控制，而是出版社自作主張不肯出。」他頓了一下，又補充一句：

　　「資本主義國家中也是一樣的情形。」

　　這個睜眼說瞎話的人，當我是第三世界來的白癡嗎？忍著心裡好笑，我說：

　　「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出版社不肯出某一本書，通常是以市場取向，錢的考慮，而不是思想內容的檢查。東德的出版社不敢出一本書，或者編輯不敢登一篇文章，當然是政治考慮，這不叫變相的言論控制嗎？」

　　我想說的是，我很熟悉這種變相的、隱藏式的言論控制，臺灣教了我。

　　「你還是找得到出版社的。譬如我寫了一本小說，叫《逃亡》，描寫一家東德人逃過柏林圍牆的故事。找了四家出版社，都不肯出，第五家卻答應了，而且，不管怎麼樣，東德不能出的書，很容易就可以到西德去出版，等於還是出了書。」

　　會議重新開始，打斷了我們的談話。我卻有點愕然：他一方面描述東德言論的限制，一方面卻眼也不眨的說東德沒有言論控制。這個人是怎麼回事？

　　會後碰到一個西德大報的記者，我轉述了東德作家代表的話，他搖搖頭說：

　　「這個人我很尊敬，是個篤信馬克思主義的信徒。但他沒說真話。東德確實有法令給予政府檢查、控制言論的權利。他可能不方便說。你也得想想，」西德記者噴口煙，「什麼樣的人會讓政府派出國來呢？」

　　我似乎能夠體諒東德代表的心情。他的回答有濃重的自衛情緒——「資本主義國家也是一樣！」就某個程度而言，他的說法並沒有錯。美國這個大資本國家一向以言論自由的堡壘自居，但是在美國宣揚共產主義可是要受箝制的。考夫曼的自衛並不能掩飾東德政府對自由思想的限制。當他指責南韓的時候，是否也在心裡指責自己的政府呢？

　　一次國際筆會，使我再度看見人為自己的理想所作的種種努力；支撐那個理想的原動力，我想，就是那在柳條間漂浮的鵝黃乳鴨所牽動的，人心中對生命的歡喜與敬重。然而在人笨拙的努力中，我更看見了難以克服的障礙：與理想並存的，是人的自私、狹隘、弱肉強食……詩人即使拎起了皮箱，他所唾棄的罪惡並不因而停止。

　　注：我必須強調這只是今年筆會給我的印象。以往的筆會是否也是如此，因為個人不曾參與，不敢作評。今年筆會由於在歐洲召開，歐洲代表較多，因而造成偏勢，也有可能。或許明年在韓國開的筆會會有不同的特色。

　　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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