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動盪的世界(11)_龍應台

一一

　　9月24日下午3點，迦薩走廊

　　在躲避一輛騾車的時候，我一腳踩進水潭，菜市場的腐菜爛果積下來的臭水潭。大眼卷髮的十二三歲少年無所事事的坐在沙地上。破爛不堪的難民營旁有個以色列軍營，用鐵絲網圍著，天空飄著一面猶太人的國旗。

　　就在這條垃圾滿天飛的街上，在難民營和兵營之間，1987年12月9日，爆發了巴勒斯坦人的抗暴運動。

　　完全是突發性的。迦薩人剛剛埋葬了三個同胞，三個人死於車禍，但人們彼此耳語：車禍是預謀。從葬禮回來的人群經過兵營鐵絲網，和幾個以色列士兵擦肩，幾個大眼卷髮的少年隨手撿起石頭擲向武裝士兵，士兵出於自衛，齊向對空鳴槍，當群眾情緒激昂形成暴動時，士兵向群眾開槍。

　　「因地發打」就是這樣開始，出乎人的意料。在佔領了迦薩整整20年後，似乎一切都逐漸走上正常軌道，迦薩人的生計也依靠以色列人的合作，就在似乎日子可以永遠這麼過下去的時候，巴勒斯坦人爆發出排山倒海的反抗情緒。各個佔領地區都傳來石頭抗暴的消息，以軍以催淚彈、橡皮彈，大量逮捕作為應對。一個月之後，騷動漸漸平靜下來。突發性的「因地發打」進入第二個階段：組織化。

　　本來已經被打擊、馴化的反對組織又重新整合，組成了「因地發打聯合總部」，從事地下活動：印發傳單、組織罷工罷市，同時迫使與以軍合作的「巴奸」下臺。更重要的，巴人抗暴活動得到外面世界的注目與同情，巴人得以獨立和歐洲共同體簽定貿易協定，排除了以色列的干涉。

　　這個階段的「因地發打」同時徹底改變了巴勒斯坦人自己的社會。敵愾同仇所激起的民族認同使原本鬆散的巴人體會到組織的重要；很快的，在佔領區所有的城市、村莊、難民營，都成了自治委員會：教育委員會管理學校（以軍關閉了所有學校），商務委員會組織罷工，撫養委員會照顧被以軍射殺或監禁的家屬。

　　巴人的種種自立救濟手段受到世界矚目，也給流亡在外的巴解組織帶來強大壓力。在佔領區內抗暴的巴人目標比阿拉法特的政府所要的來得小而明確：他們只要求以色列人退出佔領區，讓巴人建國。而阿拉法特的目標仍舊是1948年的老調：趕走以色列人，反攻耶路撤冷，收復河山。

　　1988年9月13日，在「因地發打」開始的10個月之後，阿拉法特在歐洲議會發表了破天荒的演說：巴解組織接受聯合國對中東問題的裁定，也等於說，巴解組織正式承認了以色列這個國家，奠定了以巴和談的第一粒種子。

　　也是9月13日，5年之後的1993年，阿拉法特和拉賓在全世界的驚愕注目中，簽約，握手。

　　握手？別小看了這個動作。在猶太教徒和回教徒同時拒絕和我握手之後，我才恍然，握手，在這個古老的世界裡還留著最原始的象徵意義。阿拉法特和拉賓對彼此伸出手來，那一握，要比戈巴契夫和雷根的握手沉重得多。

　　沒有六年的「因地發打」抗暴運動，會不會有今天的以巴和談？答案恐怕是否定的。67歲的阿布達拉是迦薩的中學老師，曾經被以軍逮捕過44次，前後總共坐過15年的監牢，被刑求昏死過無數次，今天，他坐在家中佈置舒適的地毯上，抽著煙。

　　「15年，一天都沒白費。我們要自由、自主、和平。沒有人願意作奴隸。1947年，巴勒斯坦人有機會立國，但是那個時候我們昧于現實，與以色列人『漢賊不兩立』，『寧可玉碎，不可瓦全』，結果是一輸再輸。這一次如果我們再不把握機會，恐怕要萬劫不復。

　　「15年牢獄和抗暴，我學到兩個教訓：一個是人要勇於反抗，一個是要同時劃清夢想和現實。」

　　「因地發打」使以色列人疲於奔命，更嚴重挫傷了他的士氣。士兵用槍托搗碎丟石頭的少年的手，用坦克車夷平遊擊隊藏匿的村莊，流彈射死婦孺老弱，激起外人對巴人的同情，也震動了以色列人自己不安的良心。阿拉法特的手，伸出的正是時候。

　　橫擺在迦薩人眼前最大的障礙，將不再是一個敵人，而是自己。敵人走了，人權就來了嗎？

　　不見得。

　　「因地發打」的種種運作之中，有一項是清除「巴奸」。為了便於控制，以軍收買巴人或者為它收集情報，或者居間作協調者。在「因地發打」的6年期間，已經有900多個所謂「巴奸」被蒙面人暗殺。典型的運作方式：被指認為「巴奸」的人被綁架，然後刑求——用利刀淩遲，或者用燒溶的塑膠滴在皮膚上，然後就地槍斃。去年6月，阿拉法特的一個幕僚阿布何塞在迎薩公開呼籲停止私刑「巴奸」。三天之後，哈瑪斯（Hamas）將兩個五花大綁的「巴奸」丟到阿布何塞家門口臺階上，開槍，呼嘯而去。

　　45歲的阿曼坐在我對面，臉上毫無表情。他是哈瑪斯的一員。

　　「在你眼中，什麼樣的人叫『巴奸』？」

　　「所有和佔領軍合作的人。」

　　「什麼樣程度的合作？為以軍收集情報出賣同胞的人？還是為以軍收垃圾掃廁所的人？還是兩者？」

　　阿曼瞪著我，慢慢說：「所有的出賣者，所有的叛徒。」

　　走出阿曼的雜貨店，我還是一直感覺到他黑色的眼光。

　　199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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