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集(56)_龍應台

五六

　　龍：我倒從未仔細想過這樣的問題……（陷入沉思）嗯……我想母親確實影響了我。在表面上，看不出我跟母親有何相同的地方，這是因為我們教育程度的不同，我也沒有她的強悍，可能因為我生活比較好，不需要強悍就能生存。但在母親那個時代，她就必須強悍才能撐住家庭，可是她又不能表現出她比丈夫能幹。

　　她的痛苦在於很多事她能處理得比丈夫好，可是她不能表現，因為她是女人，為了這個，她一輩子受苦。

　　如果將表層面剝開，可能母親的強悍及叛逆性影響了我，使我不願意輕易接受現實的擺佈。

　　戴：這又激發了我的另一個疑問，假設當初你用胡美麗或王阿香的名字發表社會評論，讀者又知道你只是一個家庭主婦，你想，文章發表出來產生的效果會是一樣嗎？

　　龍：當初我的社會批評，不僅引起一般民眾的共鳴，而且也受到知識界的肯定。如果像你講的這種情形，我想一開始就會受排斥，所以，從《野火集》可以看出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這個社會所流露的心態是，只有男人可以寫知性的文章，只有男人有見解，結果事實證明這種認定是一種成見。

　　戴：像你這類作家的出現，在扭轉男女角色分化的刻板印象上，也起了一種教育的作用。

　　龍：但是，到現在為止，這種對男女性別刻板印象的偏差還存在。既然《野火集》的作者是女的，他們就想，這種女人一定聲音極大，人極凶，極不可愛的半女人，總之，談論多半是負面的。

　　而寫這類文章的若是男性，他們就認為這個男人很有見解，成熟、有勇氣……

　　戴：這次你差點因不能解決托兒問題而來不成新加坡，就你認為政府及企業應在這方面盡什麼樣的責任來協助婦女參與社會事務？

　　龍：我覺得政府和社會的責任就是提供婦女有選擇的機會。想工作的婦女，政府和企業有完善的托兒制度及設備。使婦女能在毫無後顧之憂的情形下工作；想留在家裡專心育兒的婦女，也有不出外工作的自由，而社會不致於歧視她沒有外出工作的能力。社會必須瞭解，持家育兒是一個價值很高的真正的「工作」。

　　戴：這次你的講題是「作家的使命感」，就這點你有何觀察？

　　龍：我想沒有人有資格或權力告訴作家應該有這個那個使命感。不過，我覺得一個越不健康，越不正常，制度越不合理的社會，作家的使命感就越強；在一些已經開放自由的民主社會中，所有的輪子都運轉得很順暢，作家的使命感就不強烈。

　　戴：文學的理想是能把人從政治、種族、宗教種種的偏見與仇恨中提升出來，至少在文學的領域裡，人是平等而相互尊重的；但是文學有時又不能避免與政治結合在一起，原因何在？

　　龍：文學和政治「結合」是與當時的文化社會背景脫不了節的。我就以東、西德為例：

　　柏林圍牆倒下來之前的東德，是一個比較壓抑的社會。沒有新聞自由，沒有代議政治，也就是說人們沒有他自己的喉舌，人民只有投奔作家，找代言人。而作家的創作主題不容易脫離政治的現實，讀者與作者間也似乎有種完美的默契。東德讀者很擅長讀作家作品中的言外之意。東德作家像是走鋼索的藝人，他小心地在表演，然後在步步危機中尋求平衡。他需要很高的文字技巧，他不能因為文字跌下來而摔死。讀者像是看著高空表演的知音，他們仰頭尋找那個作家故意踏空一步，然後在最適切的時候，發出最大的讚歎和驚訝！

　　戴：現在柏林圍牆倒了，作家在讀者心目中的地位是否也變了？

　　龍：在一個開放自由的社會，人民已不需要代言人，他們已找到自己的聲音。人們只有在他真正需要文學慰藉的時候才會去找尋文學，但這種時候並不多。

　　以西德為例：西德的作家多作品多，一個作品出來，好像一個小水滴掉進大海裡，連聲都沒，更不要說泡沫。作家創作的主題逐漸走入內宇宙的世界，讀者成了社會的少數人。

　　戴：最後我想請問：作家是否應具有使命感？

　　龍：當然使命感可以成為作家主要創作的泉源。《野火集》本身就是由使命感所點燃的。但是我站在文學評論者的立場，並不贊成將使命感做成一個唯一的文學藝術的衡量尺度。

　　我們讓有使命的作家去擁抱人民，讓沒有使命感的作家去擁抱自己，各盡所能，各給所有，各取所需，文學社會自然而然會是一個蓬勃的文學社會。

　　我相信，一個困苦、壓抑的社會對有使命感的作家反而是最好的環境，但是，追根究底，文學有一個最愛，它的名字叫做「自由」。

　　——原載馬來西亞《中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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