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集(52)_龍應台

五二

　　§傳遞這把火

　　龍應台

　　是的，《野火集》出版成書了。

　　去年十一月，匆匆寫下《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投給毫無淵源的中國時報；原是不經心擲出的一點星星之火，卻燒出燎原的《野火集》來。

　　燎原，因為往往文章一出現——譬如《生了梅毒的母親》、《幼稚園大學》、《不會『鬧事』的一代》——就有大學生拿到佈告欄上去張貼，就有讀者剪下個三兩份寄給遠方的朋友，囑咐朋友寄給朋友；中學者師複印幾十份作為公民課的討論教材，社區團體複印幾百份四處散發，我的郵箱裡一把一把讀者來信……短短的一年中，這個專欄確實像一縷一縷野火向四方奔竄燃燒起來。

　　可是，《野火集》並沒有什麼了不起。這只是一個社會批評，一個不戴面具，不裹糖衣的社會批評。一般作者比較小心地守著中國的人生哲學：「得饒人處且饒人」、「退一步海闊天空」、「溫良恭儉讓」等等，寫出來的批評就比較客氣緩和，或者點到為止。談教育缺失之前，最好先說「三十年來臺灣教育突飛猛晉」。指責行政錯誤之前，先要婉轉地說，「三十年來，安和樂利，國泰民安，領導英明……」。行文中間不能忘記強調自己愛鄉愛人愛民的堅定立場，強調自己雖然批評，卻不是惡意攻訐，「別有用心」；最後，還要解釋「良藥苦口」，請大家「包涵包涵」。

　　這就是一個四平八穩、溫柔敦厚的批評，不傷和氣，不損自尊，不招怨恨。《野火集》卻很苦很猛，因為我不喜歡糖衣，更不耐煩戴著面具看事情、談問題。習慣甜食的人覺得《野火集》難以下嚥；對糖衣厭煩的人卻覺得它重重的苦味清新振奮。

　　讚美「野火」的人說它「過癮」——不怕得罪人，「敢講話」。我沒有三頭六臂，得罪了人照樣要付出代價；寫了《野火集》的代價大概是：這一輩子不會有人請我「學而優則仕」出來作官了，可是古人不是說「無欲則剛」嗎？既然沒有作官的欲，這個代價或許也無所謂吧！至於「敢講話」三個字，與其說是對我的讚美，不如說是對我們這個社會的諷刺與指責——在一個自稱民主開放的社會裡，為什麼「敢講話」是一個特殊的美德？它不是人人都有的權利嗎？

　　對一個健康人，你擰擰他的手臂、掐掐他的腿，他不會起什麼激烈的反應。相反的，一個皮膚有病的——不管是蜜蜂叮咬的紅腫，病菌感染的毒瘤，或刀割的淌血的傷口——只要用手指輕輕一觸就可能引起他全身的痙攣。臺灣如果是個真正開放的社會，什麼問題都可以面對，任何事情都可以討論，人人都可以據理爭辯，那麼《野火集》再怎麼「勇敢」也只是眾多火炬之一，不會引起特別的矚目。是因為我們的社會有特別多的禁忌——碰不得的敏感腫塊，「野火」才顯得突出。

　　而《野火集》究竟又碰了什麼碰不得的敏感事呢？有些小學用經費去建偉人銅像，卻沒有錢修建廁所，使孩子整日憋尿；我說，廁所比偉人銅像重要；這是敏感問題嗎？政府若失信於民，我說，人民要有勇氣興訟，「對立」也是民主的權利。這個觀眾「危險」嗎？如果我們不把臺灣真正當家，繼續抱著臨時落腳的心態，我說，那麼環境與教育這種百年大計的問題就永遠不會做好，這個說法是禁忌嗎？

　　許多人用「拍案叫好」這個辭來描述讀《野火集》的感覺。可是我承受著相當的壓力，冒著所謂「出毛病」的風險，難道只是為了給讀者在吃燒餅油條之餘一點情緒上的快感？快感過了之後呢？鼓掌的人是否會進一步思索比發洩情緒更重要的問題本體：我們這個號稱自由開放的社會為什麼有一身敏感發紅的腫塊？這樣一個社會是不是個健康的社會？那些紅腫是怎麼造成的？如果那些敏感帶永遠不許碰，又是否有醫治的可能？

　　不，我寫「野火」，不是為了嘩眾取寵；群眾的「寵」盲目而膚淺，我不稀罕。我所寄望投訴的，是個拒絕受「嘩」之眾，是個有深省與批判能力的眾。人，和烏龜一樣，背著巨大的殼。烏龜的殼是身體上的限制，人的殼，卻是他觀念上的框框。烏龜不以背上的負擔為苦，人，也往往對自己的受限視若不見。但人畢竟不是烏龜，他是個能思考的動物，一旦對那個束縛的殼發生懷疑，就有突破創新的智慧與能力。如果說《野火集》對這個社會有所要求，大概就在要求重新審視背上那個習以為常、見怪不怪的觀念的殼。不敢置疑、不懂得置疑是一種心靈的殘障；用任何方式——不管是政治手段或教育方式，不管是有意或無心——去禁止置疑、阻礙思考，就是製造心靈的殘障。《野火集》所逼問的是一個冷酷的問題：我們，是不是一個殘障的民族？

　　寫「野火」有沮喪的時候，當某些人說要撲滅野火，當一些報紙宣稱要「圍剿」龍應台，當有人每天來一張明信片，上面固定的三行字：「你是賣國叛徒！中華文化萬歲！中華民國萬歲！」當小團體試圖在我頭上加上各式各樣的「帽子」……沮喪之後，又不禁莞爾：難道執筆之初竟然不知道這是必然的反彈？哪一個社會是在沒有阻力與摩擦的情況下往前行進的？不也正因為臺灣還有這樣不容異己的守舊勢力，「野火」才有寫的必要？

　　寫《野火集》更有快樂的時候。當大學生來信說他們如何在宿舍裡爭辯「野火」所引發的問題，當號稱「保守」的警官學校或軍隊裡的青年告訴我他們如何討論「野火」所激起的觀念，當扶輪社的成功生意人說他們如何把一篇篇文章散發出去，當一小時賺廿元的女工、自稱「沒什麼學問」的家庭主婦、為人洗油煙機的水電工，來信說他如何開始觀察這個社會、思索從來沒想過的現象。尤其是，當退伍軍人寫著：對，我們要有不同的聲音……

　　唯一令我不知所措的，是當一個眼裡既熱情又迷惑的年輕人問：你指出了問題，但你沒有給我答案；答案在哪裡？

　　我怎麼會有答案呢？即使有，我會給你嗎？難道說，在我教你不要迷信權威，不要追隨口號，不要人云亦云之後，你反而來接受我的答案？難道說，我要求你打破框框、拋棄英雄偶像的目的，是為了成為你新的英雄？如果我也給你一套既成的答案，如果我來取代你從前的偶像，我們豈不是又回到了原點？

　　答案，在你的自省與思索中。不在我這裡。

　　過兩天，街頭書坊會出現這麼一本書，黑色的底，紅色的、火焰似的，董陽孜題的字：「野火」。它是知識份子的自說自話嗎？是理想主義的自我陶醉嗎？究竟，有沒有用呢？只有你能告訴我。

　　不過，火既然點燃了，就勞你傳遞吧！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於臺灣

　　附：沒有時報編輯的發掘與堅持，《野火集》不可能存在；容我對《中國時報》的「報格」表示尊敬。金恒煒尤其是「野火」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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