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集(2)_龍應台

二

　　§回應與挑戰：中國人當然不生氣

　　羅肇錦

　　一個人的人格成長，受家庭影響最大，而家庭的觀念又被社會上的風習和制度所支配。這裡僅從家庭與個人這個關係面來看中國人為什麼「不生氣」。

　　中國人常說「自己」叫「自家」，研究中國社會的學者也認為中國是一個以「家」為中心的家族社會，所以家族的觀念左右著個人的行為，家族長輩根深蒂固的想法自然成了個人立身行事的不二目標。如此一代傳一代。反復實施，才造就今天這種「不會生氣」的性格。這種性格相襲傳衍太久遠了，所以平日立身行事只知道遵行而毫無自覺，只知接受而沒有是非，只懂得「照著做」卻說不出「為何做」的道理。當然對他所做所為更無所謂生氣或不生氣了。所以中國人是「不會生氣」的民族。譬如：

　　家裡希望我努力讀書，將來賺錢，光耀門楣，是為我好，我為什麼要生氣？

　　家裡告訴我出外壞人多，不可輕易相信別人的話，是擔心我上當；我為什麼要生氣！

　　家裡叮吟我不可隨便救助陌生人，免得惹禍上身，是怕我吃虧，我為什麼要生氣？

　　家裡教導我不可亂說話，「小孩子有耳無嘴」才不會得罪人家，更是替我設想，我更不會因此生氣。

　　於是，我現在努力讀書，將來努力賺錢，大家都會說我有出息，不像那些喜歡打抱不平，整天社會國家的人，雖然急公好義，到頭來不是被排擠就是被看成異端，不得善終。日常生活裡，每一個聰明人都是快快樂樂出門，不亂聽言論，不亂說意見，不亂幫助陌生人，然後平平安安地回家。只有傻瓜和笨鳥才會去救人之難，去談論批評，去惹是非，招來不必要的麻煩。

　　大家如此這般，自私自利，而把除自己有利以外的全置之度外。，可記得幼年時上街，許多長輩們鼓勵孩子插隊買票，上車搶座位（有人說這是逃難心理），結果孩子身手矯捷不落人後，贏來不少讚賞，儼然自己就是國家未來主人翁一般。這種可以驕其父母的行為，身為一個中國人看來怎麼會生氣呢？

　　長大後占人便宜說是為了家計，插隊上車是為了早點趕回家照顧子女，虧空公款是為了彌補家庭拮据，遇到困難，找有力人士關說，也是為了這個家。這個想法早年管仲對鮑叔就曾說過，我只能借大家常掛在口頭的一句話：「我努力打拼賺錢，勞累委屈，為的還不是這個家。」聽來如此冠冕堂皇，扣人心弦，誰曰不宜，誰會生氣。

　　「為了家」是個很管用的口實、有了它可以做出一切「自我」「利己」的弊情而不會令人生氣，因為顧家的爸爸就是好爸爸，不管他在外面如何不守公共秩序，如何見死不救，如何為了賺錢而貪贓枉法，瞞上欺下。而顧家的媽媽必定是好媽媽，不管她平日如何喜歡占人小便宜，如何假公濟私、挑撥離間，只要她的行為是以「為了家」做出發，那麼她所做的一切不合情理法的事都可以被原諒了。

　　研究中國人性格的社會學者，大都認為人口過剩，災害頻仍及社會貧窮是養成中國人的自我、自利性格的原因。

　　就以臺灣老一輩人的生活背景來看，這種說法的確有其道理。大陸來台的長輩，在幼青年時大多在戰亂、饑餓、流離、逃難中長大，在台的老一輩也是戰亂、饑餓中掙扎出來的，所以他們常以自己的經驗向子女諄諄告誡，希望子女努力讀書，將來賺錢容易；所以希望子女除了讀書賺錢以外的事最好少管，因此每個人都不知不覺地只緊握那一份自己謀生的資源，死也不肯放鬆。

　　他們從戰亂饑荒中取得的經驗是：「凡是自私自利的心越重，生存的機會越大。」因為在戰亂或荒年裡如果有一家肯分些糧食去幫助別一家，這慷慨的一家就要減少他們自己生存的價會，要是太慷慨，生存機會便相對減少，甚而不免餓死。所謂物競天擇，在戰亂荒年裡，有慷慨性格肯於幫助別人的人往往被淘汰，而專為自己打算的人反而得到選擇，這種畸形的自我選擇與淘汰使得自私自利主義特別發達。

　　經過割據、抗日等饑餓災荒而死裡逃生的人。對生命當然特別的珍惜、所以他們清楚地知道要生存就要抓住生存的資源——知識和錢財（他們認為知識可以取得高社會地位，代表一份優異的生存機會；錢財可以買通一切急難之需，也是生存最基本的保障）。所以由小到大都為這個生存資源鑽營不休，至於社會的公義，人群的互惠互助，都可用冷漠對待它。

　　如此一來，整個社會風氣都從以自我、自家、自私、自利出發，所以一方面用自私自利、見死不救的心態去過現代社會生活，二方面以假公濟私、貪贓任法的心理去面對公眾，三方面以守舊苟安的心態去保住既得的利益。加上沒有很好的法律制度去限制，人人以為自私自利有百利而無一害，你自私我自利，上下交征利，一點也不知道生氣。倒是要他們拋棄狹隘的、自利的、「為了家」的自私心態去過合理的現代社會生活，他們會很生氣。或者要他們改正以前那種逃難的、饑荒的、自顧不暇的窮人自私心態去過現代生活，他們會很生氣。

　　中國人，已經把自私自利看成天經地義，那麼見到別人自私自利，怎麼還會生氣；身為中國人自私自利可以存身、可以保家真是有百益而無一害，看到自私自利的事，怎麼還會生氣。

　　這下你應當知道，中國人，為什麼不生氣了吧？

　　原載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國時報·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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