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集(3)_龍應台

三

　　§生氣，沒有用嗎？

　　想一想，在一個只能裝十隻雞的籠子裡塞進一百隻雞，會是什麼光景？」臺灣。就是這樣一個籠子：你與我。就是這籠子裡掐著脖子、透不過氣來的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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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住在臺灣，如果你還沒有移民美國或巴拉圭，如果你覺得你的父母將埋葬于此，你的子女將生長於此，那麼，這是我給你的一封信。

　　寫過《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之後；有些人帶著憐憫的眼光，搖著頭對我說：生氣，沒有用的！算了吧！

　　他們或許是對的。去國十年，在回到臺灣這一年當中，我有過太多「生氣」失敗的經驗。有些是每天發生的小小的挫敗：

　　在郵局窗口，我說：「請你排隊好吧？」這個人狠狠地瞪我一眼，把手擠進窗裡。

　　經過養狗的人家，看見一隻巨大的聖伯納狗塞在一個小籠子裡；鼻子和尾巴都抵著鐵欄，動彈不得。找到狗主人，我低聲下氣地說：「這太可憐了吧！」他別過臉去，不說話。狗在一旁嗚嗚叫著。

　　有人把空罐頭丟在大屯山裡，我伸出頭大叫：「這麼美的景色，別丟垃圾！」沒有回音，我只好走過去，自己撿起來，放回我的車上。

　　南部的商人屠殺老虎，我問環保局：「沒有法令保護這些稀有動物嗎？」回答是：「沒有。」

　　有些是比較嚴重、比較激烈的失敗：

　　回臺灣第二天，計程車經過路口時，猛然發覺有個人躺在馬路中間，黑衫黑褲，戴著斗笠，像是鄉下來的老農夫，姿態僵硬地朝天躺著。流水似的車馬小心而技巧地繞過他，沒有人停下來。我急忙大叫：「趕快停車，我去給員警打電話！」

　　司機狠狠地往窗外吐了口檳榔，回頭對我哈哈大笑：「免啦！大概早就死了。打電話有什麼落用！」油門一踩，飛馳而去。

　　《英文郵報》登了一則消息：發現「烏賊」者，抄下車牌號碼，請打這兩個環保局的電話。幾個星期之後，我撥了其中一個號碼，正要把「烏賊」報出，那邊打斷我的話：

　　「有這樣的事嗎？哪家報紙登的？」

　　「《英文郵報》。」我說，於是重新解釋一遍。對方顯然不知所措，於是要我拔另一個號碼——另一個電話也不知道怎麼辦。最後，接第四通電話的人猶疑地說：

　　「那你把號碼給我好了，我們看著處理。」

　　我並沒有把「烏賊」號碼給他；我把電話摔了。

　　有一段時候我們住在臨著大街的十樓上。搬進去之後，發覺對街的夜攤每至午夜，鼓樂喧天，大放流行歌曲。於是我夜夜打電話到警察局去；電話那頭總是說：好，就派人去。可是，站在陽臺上觀望，我知道，沒有人去。

　　失眠一個月以後，我直接打電話給分局長，請他對我這個小市民解釋為什麼他不執法。這位先生很不耐煩地說：「咱們臺灣實情如此，取締是辦不到的。」

　　過了不久，我打開門，發現上個滿臉長橫肉的人站在門口，兇狠地說：「哇宰樣你報員警。給你講，哇是會宰人的，哇不驚死！」

　　走在人行道上，有輛計程車掃著我的手臂飛過，馬上又被紅燈擋住。我生氣地走過去，要他搖下窗戶，說：「你這樣開車太不尊重行人；我們的社會不要你這樣沒有水準的國民……」

　　很可笑的，知識份子的調調，我知道。燈綠了，這個司機把車停到街口，推開車門走了出來，手裡守著一根兩尺長的鐵棍，向我走來……

　　分析一下這些經驗。造成我「生氣」失敗的原因大致有三個：第一，這個社會有太多暴戾的人，不可理喻。當司機拿著鐵棒向我走來的時候，我只能默默地走開。第二，我們的法令不全。老虎如果沒有立法來保護，跟唯利是圖的人談人道與生態毫無意義。第三，執法的人姑息。明令攤販不准隨地設攤、污染環境，但是當執法人本身都觀念不清的時候，你怎麼辦？

　　這些都造成我的失敗，可是，你知道嗎？這些，還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生氣」的人太少。

　　如果打電話到環保局去的不只我一個，而是一天有兩百通電話、三百封信，你說環保局還能支吾其事嗎？如果對分局長抗議的不只我一個，而是每一個不甘心受氣的市民；——他還能執迷不悟地說「中國臺灣實情如此」嗎？如果那個養狗的人家，每天都有路人對他說：「換個籠子吧！」他還能視若無睹嗎？如果叫阿旺的這個人一插隊，就受人指責，一丟垃圾，就遭人抗議，阿旺一天能出幾次醜呢？

　　想一想，在一個只能裝十隻雞的籠子裡塞進一百隻雞，會是什麼光景？臺灣，就是這樣一個籠子；你與我就是這籠子裡掐著脖子、透不過氣來的雞；我們既不能換一個較大的籠子，又不能殺掉—半的雞（不過，我們混亂的交通倒是很有效率地在為我們淘汰人口）。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要維持一點基本的人的尊嚴，我們就不得不仰靠一個合理的社會秩序。這個社會秩序不僅只要求我們自己不去做害人利己的事，還要求我們制止別人做害人利己的事。你自己不做惡事才只盡了一半的責任；另一半的責任是，你不能姑息、容忍別人來破壞這個社會秩序。

　　最近碰到一位乘告開學術會議的歐洲學者。他自一九六〇年起，大概每五年來臺灣考察或開會一次。臺灣的繁榮蒸蒸日上，他說，可是臺北，一年比一年難看。我微笑——你要我說什麼？我住過美國的紐約、西德的幕尼黑，到過歐洲的羅馬、雅典、歐亞交界的伊斯坦堡、非洲的卡薩布蘭卡、埃及的開羅、日本的東京；我知道：臺北是我所見最缺乏氣質、最醜陋、最雜亂的都市。當我站在十字路口，看見紅燈未滅就在烏煙瘴氣中沖過街去的一張張殺氣騰騰的臉，我覺得驚駭：是什麼，使這個城市充滿著暴戾與怨氣？

　　但是我愛臺灣，無可救藥地愛著這片我痛恨的土地，因為我生在這裡，因為我的父母兄弟、我的朋友同事、學校裡每天為我倒杯熱茶的工友、市場裡老是塞給我兩把青蔥的女人———他們，還有他們一代一代的子女，都還要在這個受盡破壞的小島上生長、生活。可是，我是一個渴望尊嚴的「人」；我拒絕忍氣吞聲地活在機車、工廠的廢氣裡，攤販、市場的污穢中，我拒絕活在一個員警不執法、官吏不做事的野蠻的社會裡。

　　我可以從皮夾裡拿出護照來一走了之，但是我不甘心，我不相信「臺灣實情」就是污穢混亂，我不相信人的努力不能改變環境。

　　我並不要求你去做烈士——烈士是傻瓜做的。看見那人拿著鐵棒來了，夾起尾巴跑吧！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迷信「逆來順受」；臺灣的環境再這樣敗壞下去，這個地方，也真不值得活了。我只是謙卑地希望你每天去做一點「微不足道」的事：拍拍司機的肩膀。請他別鑽前堵後，打個電話到環保局去，告訴他淡水的山上有人在砍樹造墓，寫封信到警察局去，要他來取締你家樓下莫名其妙冒出來的地下工廠，撿一片紅磚道上的垃圾，扶一個瞎子過街，請鄰座不要吸煙，叫阿旺排隊買票……

　　我只想做一個文明人，生活在一個文明的社會裡罷了。你說，我的要求過分嗎？

　　原載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中國時報·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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