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臺灣發現我(2)_龍應台

發現臺灣發現我(2)

　　4

　　我決定自己開車。

　　在德國，趕路的時候，我可以開一百八十公里的時速，但一直沒有勇氣在臺灣開車。怕。連爬帶滾地行過大漢溪之後，我想，嘿，我也是個臺灣的孩子，咱們一塊混混吧！

　　所以就上了路，是個桃園的夜晚。華燈初上，一片流動閃爍的繁華熱鬧。行駛在燈紅酒綠的市區中，困擾我的，竟然不是那擁擠的人群，也不是那竄來竄去不可捉摸的摩托車，而是，說出來你或許覺得可笑——我老是找不到紅綠燈！沿街矗立著一個比一個大的招牌，招牌上閃著千奇百怪的霓虹燈：皇宮KTV的燈滴溜滴溜地繞著打轉，春風理髮廳的燈魔幻似地旋轉又旋轉，藍寶石舞廳、全家福海鮮館、大時代咖啡廳、夢露寶館……簡直是一片絢麗的燈海。在這樣一片漩渦似的刺激性極強的五光十色的燈海中，我的眼睛忙不過來；紅綠燈在哪裡？

　　前面有一個什麼警燈在閃爍，讓我習慣地緊張起來——是修路？警車？救護車？消防車？要不要讓路？尋找燈的來處……天哪，是「真壞戒」檳榔攤！為了在絢爛的燈海中更絢爛，賣檳榔的人在攤子上裝了閃爍旋轉的警燈。

　　每段街都有個檳榔攤，每個檳榔攤上都閃著荒謬的警燈。我一感覺到警燈的閃爍就下意識地緊張戒備，然後又安慰自己這只不過是「其壞戒」檳榔。帶著這種牙疼似的內部抽搐，上了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另有一番文化。我早有準備。切入超車、不斷蛇行換線道、大卡車大巴士佔用快車道、計程車尾追不舍……沒有什麼了不起。我開得很穩、很快樂，在家的感覺真好，啊，我愛嘈雜的醜陋的臺灣，聽聽莫札特吧，反正車速慢了下來，前面顯然開始堵塞，莫札特的長笛像空中掠烏拉出的弧線，流利優美。

　　然後，我睜大著眼睛，不相信這樣的事會發生：路肩，有人開上了路肩，路肩超車。一輛，一輛，又一輛，毫不猶疑地，在路肩上賓士。

　　兩眼發直，我聽見自己發出長長一聲「啊——」；是驚駭，或竟也是讚歎。如果路肩都能走，朋友，這世界還有什麼不能走的路、不能做的事？我輸給你，臺灣的孩子。

　　5

　　坐在福華的中庭咖啡座裡，聽出版的朋友說文學的書如何如何地沒有人買。「社會多元的意思，」他說，「就是說．沒有人願意連續地坐上兩小時看一本讓腦子累一點的書。」

　　「別難過，」我安慰他，「你看那邊櫥窗裡那個東西，也一樣沒人買。」

　　那是一把義大利進口的雨傘，標價兩萬元。

　　「哈，」他輕蔑地笑起來．「那個東西，有人買！」

　　咖啡座上坐著化妝明豔、穿著入時的女人，疊起玻璃絲襪的腿，優雅地啜著咖啡。好幾個穿白襯衫、深色西褲的男人對著手裡的大哥大說話。其中一個，竟然是些許年不見的大學同學。

　　「還在高中教歷史嗎？」我問。

　　「不教了，沒前途。」他說，把大哥大熟稔地插進褲袋裡，「現在搞營造，包工建橋開路之類的。」

　　「營造？」我驚訝，記得他當年穿著長袍馬褂，在講臺上表演相聲的樣子，「你學過營造？」

　　「沒有。」他搖頭，然後解釋，「就好像學游泳，先下水，搞濕了自然就會。我也沒什麼資金，先是搞股票賺了點橫財，就投資營造。在臺灣嘛，反正就是有「一分錢，做八分投資，講十分的話……」

　　「冒險嘛！」他笑著，帶著點自我嘲弄的味道。

　　大哥大嗶嗶響起。

　　6

　　有人按鈴。又是個穿綠制服的德國員警。又怎麼了？我沒好氣地瞪著他。

　　這一回，是因為我停在車庫門前的車，車尾突出。「侵佔」了人行道大約十公分的空間，妨礙行人過路。

　　「請您將車子駛進車庫，或著停到路邊去。」他面無表情地說。

　　我用最毒的眼神看著他——老兄，這人行道起碼有一百廿公分寬，再蠢的胖子也過得去。你停下巡邏車來干涉我，只不過因為這十公分的「脫序」觸犯了你尊祟秩序的原則和習慣。

　　你是一個秩序和原則的動物。

　　我忿忿地盯著他，然後，很勇敢地——把車移走。

　　我能說什麼？十公分是侵佔，一公分也是侵佔。

　　澳洲來的伊蘭在電話上絮絮不休：「院子裡那株松樹掉針掉得厲害，掃不勝掃。又遮了陽光。我們打算明天把它砍了……」

　　「不行不行，」我急急打斷，「在這個國家裡，砍樹要先申請，尤其是老樹大樹，不能說砍就砍的。」

　　「可是，這樹是在我們自家院子裡——」

　　「自家院子裡的樹你也沒有自由說砍就砍，樹，是國家人民共同的財產，懂吧？」

　　「啊，」伊蘭在那頭說，「咱們澳洲也有這個法那個法的，可是沒人太認真——」

　　「那是因為你們澳洲人，」我笑了，「是犯人的後裔呀……」

　　伊蘭顯然一點兒也不覺得好笑，很認真地說，對，來德國半年，使她深刻體認到澳洲人無法無天的個性，十足罪犯的壞胚。然後我們彼此唱和地抱怨：是啊，德國是那麼一個不自由的國家，人民沒有脫序、違法的權利，簡直令人苦悶極了。

　　7

　　電話又響起來，這回，是婆婆：「考慮半天，這個週末不能去看你們，準備時間不夠……」

　　可是，現在才星期三呀，只不過是兩個小時的車程，帶支牙刷來不就完了嗎？

　　「不成呀，我的花要找人澆。玫瑰正要剪枝，乾洗店的衣服要取回來，清潔婦星期四要來……」

　　又來了。老人家簡直像加了熱的年糕，黏糊糊緊緊粘著鍋底，很難把他們從家扯開。

　　「我們年紀大了，總是慢嘛。」她說。

　　我熟悉另一對老人家，年紀也大了，卻具有後備軍人枕戈待旦的彈性，隨時待命開拔。那是我的中國父母。

　　有一次，我從臺北打電話到合南，請七十來歲的父親得空時北上一趟，處理一點小事。擱下電話，幾個小時之後，門鈴響，父親出現在門口，手裡拎著行李——一隻皺巴巴的塑膠袋，看起來包過青菜包過舊鞋而現在裡頭裝著一套換洗的內衣褲、一支牙刷、一本書。他很高興地望著我笑。

　　又過了幾年，但我知道，若是我現在拔個電話回臺灣，請父母搭下一班飛機來德國，他們會毫不猶豫地立即動身。真正需要的時候，他們只要拎起一支牙刷就可以到天涯海角；真正需要的時候，沒有牙刷也能走。

　　為什麼呢？為什麼我的德國父母非有萬全的準備不貿然行動，而我的中國父母，在四十年的安定歲月之後（四十年的人生，不能算短吧？！），仍舊能適應萬變、說走就走，像個一無所有、無牽無掛的「羅漢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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