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臺灣發現我_龍應台

發現臺灣發現我(1)

　　1

　　怎麼辦？

　　把彈簧墊掀起來。就找到了毛病。這是一張巨大的床，中間支撐的梁木斷了，斜插在地毯上。沒有客人的時候，孩子們把這張客房裡的床當作體操墊，木梁都給蹦斷了。床墊傾斜，客人得像壁虎一樣努力貼著床面，才不致於滑下來。

　　怎麼辦？

　　華德和我分別站在斷梁的兩邊，打量那毛須須的斷裂處。半晌，我說：「不難！拿一疊雜誌來墊在下面就可以。」

　　他驚奇地看著我，似乎聽見了什麼荒唐的笑話，說：「我在想……測量木梁和地板的距離，我需要量尺；斷的地方要用兩個木樁支援，我需要電鋸和六公分乘六公分的本頭，連接木樁和大樑嘛，得用上五公分長的螺絲釘，還有專門修補木製品用的強力膠……」

　　我驚奇地看他一眼，覺得好笑：「那不是很費時間嗎？一疊舊書一樣可以撐著，我們唯一要決定的，是該用你的經濟學月刊還是我的文學雜誌，對不對？」

　　「可是……」他搔搔頭，似乎作夢也沒想到世上有這種解決問題的辦法，「可是可是……那樣床還是壞的；並沒有修，不多久又會塌下去，不結實……」

　　我到儲藏間去找舊雜誌，真多呀，《小說世界》、《紐約書評》、《歐洲事務》、《明鏡週刊》、《文學月刊》……當我抱著沉沉的一疊雜誌回到床邊時，他正勾身跪在地上，手裡拿著尺，腳邊擺列著電鋸、木塊、螺絲釘、強力膠、我叫不出名字的什麼工具……還有，清理善後用的吸塵器。

　　夫妻同甘共苦嘛，他趴在地上修床，我就坐在地上翻讀雜誌。當他把床修好了的時候，我也翻完了最後一本。他用手臂壓壓已經復原了又可以用上一百年的床梁，滿意於它的堅挺，一邊收拾工具一邊笑著說：

　　「你。是個臺灣的孩子。」

　　我也笑了，對，我是一個臺灣的孩子。

　　在我的文化裡，我可不是唯一用雜誌修床的人。要聽證據嗎？在臺灣一個杜鵑花夾道的大學校園裡，一位來自蘇格蘭的客座教授曾經對我說：

　　「中國人可愛極了！我跟總務處說宿舍裡的床斷了一隻腿，不能睡人了，拜託趕緊修理——當天晚上就來了個工友，帶了四個磚頭……」他縱聲大笑。

　　我一點也不覺得好笑；磚頭和雜誌，都是解決人生困境的權宜之計。奇怪的毋寧是，為什麼這些西方人不偏好方便的權宜之計？

　　2

　　住在臺北的時候．有個鄰居要搬家。不遠，不過從城南遷到城北，但畢竟也是一家四口，從尿布三輪車到針線紐扣筆筒打字機碗盤瓢匙，那打包的工夫可夠瞧的。說是卡車要來的那天早上，我踱過去，想在混亂中或可幫點忙。沒想到，光腿的孩子在地上打滾，尿片還在櫃子裡，針線紐扣還在抽屜裡，打字機還在書桌上…」』

　　「怎麼？」我問，「卡車今天不來？」

　　「來呀：」主人正就著水槽洗碗，「馬上到。」

　　「那……」我望著那一屋子的琳琅滿目，著實困惑，「東西不打包？」

　　「無所謂啦！」主人說，「路程短短。」

　　在我的搬家經驗裡——那自然是在美國，不管遠近，搬家前的打包要好幾天的工夫；想想看，每一隻玻璃杯，每一隻碗，每一個磁片陶缽，都得用幾層紙密密包裹，然後一一裝箱，一個廚房就要花上一天的時間。即使是搬家公司的彪形大漢，也要好幾個鐘頭。

　　卡車來了。幾個年輕小夥子沖進門來，和主人一家大小同心協力地動員起來。我懂了：抽屜，裝滿了針線紐扣回紋針橡皮圈口香糖原子筆，就這麼原封不動地擺上卡車；打字機，裹上一圈毛毯，就塞在衣櫃腳下；鍋盤碗筷擱進小寶貝的塑膠澡盆裡，蓋上一條太空被。

　　那琳琅滿目一屋子的東西竟然全塞進了卡車。主人愉快地向我揮手。卡車起動時，那抽屜裡的、衣櫥裡的、澡盆裡的，所有的東西都開始滾動搖晃，發出哐當嘩啦的巨響。

　　那哐當嘩啦的巨響，——卡車的滾動搖晃，竟然像一個熟悉的夢境。我怎麼會忘記了呢？十四歲那年，我們的卡車不也這麼哐當嘩啦地從苑裡駛進茄定？十一歲那年，我不也幫著母親把碗盤塞到澡盆裡，然後隨著卡車搖晃滾動地從高雄駛進苗栗？八歲那年，不也曾擠在卡車司機旁哐當嘩啦地從高雄城東搬到城西？五歲那年，母親用一床老舊發黃的蚊帳把我裹起來，塞在卡車一角，從新竹睡到高雄，不記得那哐當嘩啦的巨響。三歲那年……

　　到了，總是有破盤破碗的。無所謂啦，丟了就是。反正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值錢的，都留在大陸老家啦！哼，那些個博物館擱在玻璃櫃裡面展覽的碗啊盤啊，當寶貝似的，在老家是放在牆根喂貓狗的，不當一回事。母親驕傲地說。

　　在唐宋的盛世，中國人搬家是不是也這麼「無所謂」地哐當嘩啦呢？西方人搬家又為什麼那麼小題大作放不開呢？

　　3

　　三月，德國大學放寒假，是我每年返回臺灣的時候。下了好幾天細雨，終於放了晴，二哥說：「走，到復興鄉去看看工地！」母親接口，「咦，不是說大漢溪修橋，過不去嗎？」二哥笑笑，「總有辦法的！」

　　我們就鑽進了他的進口自排福特車，沿著大漢溪邊的公路走。我說：「橋要真封了，過不去的話怎麼辦？」二哥笑笑，「總是有辦法的！」

　　在離橋兩百公尺的地方，豎著一個牌子：「施工中，橋樑暫時封閉」。遠遠看著橋，七七八八的工程建材堵著橋口，確實是不通了。

　　「為什麼施工單位要等到距橋兩百公尺才肯立一個牌子？他們難道不能在二十公里之外的交通要道警告人家？」我忿忿不平。從桃園到這裡，我們已經開了近一小時的車。二哥笑笑：「總是有辦法的。」

　　前頭一輛車，在牌子後邊消失了。我們緊跟著過去，原來，就在那宣告「封閉」的牌子後邊，一條新路已經被壓了出來。

　　沒人跟我一樣，看著牌子生氣；他們只是站在牌子下四周眺望一陣，毫不猶疑地開向溪底，闖出一條路來。

　　極寬闊的河床，中間只有一灣窄窄的溪水，怪手在上游隆隆作響，不停地挖掘。河床地崎嶇不平，福特車身又低，底盤不斷撞上突起的泥地，令我全身起雞皮疙瘩。經過積水的泥潭，泥水濺得車窗一片糊爛。我不時地咒駡二哥；這種車不是開這種路的，陷進爛泥裡怎麼辦，四十多歲的人怎麼還做這種不經考慮的事……

　　他只是笑：「路是人走出來的，而且，要死也不只我們一個。」

　　真的，身後有一長列車隊，全是小汽車，天哪，這些人都信仰「路是人走出來的」嗎？

　　一個比池塘還大的泥坑橫在眼前。不知是哪個氣度恢宏的開拓者已經在大泥坑上擱下兩條窄窄的木板，寬度剛好夠汽車的輪胎險險地輾過。

　　前面那輛小紅車裡鑽出了個人。走到泥坑那頭，開始指揮。小紅車戰戰兢兢地，滾上木條，淩空了，一寸一寸地往前移動。車隊裡的人全鑽了出來．站在泥濘的河床上，興高采烈地看著熱鬧。小紅車後輪著地的時刻．觀眾給予熱烈掌聲，竟是一片同仇敵愾的歡喜。

　　顛顛簸簸，翻山越嶺似的，車隊在河床上折騰地匍匐前行。過橋只需要三分鐘的路程，現在用上了一小時，終於到了彼岸。

　　二哥得意了，「你看。」他說，「路是人走出來的，沒錯吧！」

　　我獨自目瞪口呆地往後望著：河床上的車隊，一隻一隻泥龜似的，歪歪斜斜地爬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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