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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藥


  我想沿著花園築一道牆,木板籬笆就好,給爬藤穿梭的空隙,也給松鼠和野兔鑽進鑽出的餘地,過路的行人卻望不進來,我們可以袒胸露肘地曬太陽。

  「不行啊!」德國鄰居警告著,「您得先給鄉公所營建組打個電話問問,可不可以建牆,好像有不少規定哪!可別建了之後又得拆掉!」

  營建組說,花園圍牆如果不高於一公尺半,只有一般的限刺,譬如圍牆不能佔據人行道.牆上不能張貼商業廣告等等,如果超過一公尺半,就得到鄉公所特別個案申請,那個時候,營建組就必須實地視察,決定你所申請的牆高度、材料、格調,是否會破壞社區的整體和諧和美感。如果一整條街都是花木扶疏的樹籬,他們就不會容忍你建起一道監獄似的水泥牆,譬如說。牆上有綠色的爬藤,人人歡迎,但若是你要把牆漆成救火車一樣刺眼驚心的顏色,你大概完全沒有這個權利。

  好吧!我要築一道一公尺半高的木籬。

  木板運來了,沙子也卸下了。園丁開始打洞、釘樁子。星期五的黃昏,木籬已經築了一半。

  「很快了!」他說,邊跳上小卡車,「我星期一上午九點就來繼續。週末愉快啊:」

  人行道上留著小小一堆沙。

  星期一,上午九點。門鈴響著,很準時的。

  站在門口,不是園丁,是個員警。

  「請問那堆沙子是你們的嗎?」

  他指指人行道。

  「阻礙行人交通,請馬上把它移走。」

  「等一會兒園丁就來上工,馬上要用到那堆沙,用完就沒有了。可以等一等嗎?」

  「不行。」員警說,他知道那堆沙從星期五晚上就在那兒,過了一個週末。他不曾早來,是因為不想打擾我們週末的安寧。現在可已是星期一上午九點了!

  沒話說,我馬上開始搬沙。

  鄰居海蒂看到了這一幕,笑眯眯地說:

  「你可領教到咱德國人的一板一眼了?!去年夏天,我們院子裡蘋果樹枝長得太盛,枝葉隔牆伸到人行道上去了,沒注意剪它,路人就打電話到派出所去告狀了!」

  對門的考夫曼太太興致高昂地說:

  「瑞士人比咱德國人更要命。我們不是在早晨起床之後,都會把被褥披在窗臺上曬曬太陽、透透空氣嗎?哈,在瑞士呀,過了早上十一點,如果你的被子還掛在視窗,就免不了有人打電話給員警了哩!打電話的老女人,不但認為你懶,而且覺得你的被子亂了社會條理,嚴重得很哩。」

  夏天,我們到亞洲去了兩個月,回來時,發覺院子裡的蘋果樹已經結實累累,池塘裡的蓮花早已謝了又開,開了又謝。草坪長滿了野花野草,蜜蜂鬧烘烘的,好像載不動軀體裡沉甸甸的蜜,不斷墜進人的酒杯裡去。

  木牆外的人行道上,野草一簇一簇地從磚縫中憤然昂起,迎著陽光,顯得特別油綠,有的還開著黃色的小花。

  那條小道,因此很有一種頹棄闌珊的情趣。

  門鈴響了,打開門,是個制服整齊的員警。

  「您是這兒的房主嗎?」

  「是的。」

  「有件事情想拜託拜託您。」他合掌,作出懇求的姿態。

  奇怪了,我想,是鄉里要借用我們的家做什麼事嗎?有什麼懇求如此慎重?

  「麻煩您到這兒來看看好嗎?」他揮揮手。

  我們站在那條我認為頹廢又美麗的人行道上,石隙裡的小黃花在風裡搖曳。

  「拜託拜託,」他說,「您能在下星期之前將這條路清鏟乾淨嗎?鋪在地上的松針也得清走。還有,不只這段人行道是你們的責任,從人行道緣往馬路伸進的一點五公尺路面,住戶也都有義務清掃。拜託拜託。」

  上車前,他再加重語氣:

  「下星期我可得來檢查哦!可別等著罰款啦!」

  週末,鄰居看見我們一家三口在人行道上拔草、掃地、剪樹枝。掃把、畚箕、剪刀,散置一地。四歲的孩子拔了草之後,正目不轉睛地研究石隙裡的螞蟻。

  施密特太太走過來,手裡拿著個小瓶子,「用拔的您們要拔到哪一天?您看,有這種除草藥水,很有效呢!」她舉著小瓶子,「混在水裡,澆在路面上,就不會再生野草,一年一次就行了!」

  我知道毒藥的妙用,可是毒藥流進土地,滲進地下水,對自然環境沒什麼好處,而且,我喜歡拔草,曬曬太陽,未嘗不是種享受。

  蒲公英的根生得很深,拔不出來。

  施密特太太看看四周,壓低聲音說:

  「一定是五號那家老夫婦去告狀的,老人家最吹毛求疵了。」

  一會兒,考夫曼太太提著菜籃子晃過來:「好辛苦啊!」

  她看看四周,悄聲說:

  「一定是施密特太太打電話給員警的,他們看起來就是小鼻子小眼睛的人!」

  海蒂擱下腳踏車,漫步過來,笑著說:「德國人就是這樣,討厭天下太平靜了,所以雞毛蒜皮都看成天大的事。你可別太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我縱聲笑了,鄰居的善意安慰令我忍俊不住,他們何從知道,在我來到這「討厭的」、「一板一眼」的德國之前,我住在一個多麼不一樣的社會呢?!

  我曾經多麼盼望員警的來到。紅磚人行道上,突然擺起了面攤。老闆娘手腳俐落地撐起布篷、架起桌椅板凳,老闆開始洗鍋洗碗洗菜。客人欣然入座,先吃面、繼之喝酒,繼之劃拳唱歌,繼之口角打群架,老闆把唱機開到最大音響,培養氣氛,我們在屋裡掙扎睡著,等待天亮。

  油膩和煙火終於使人行道上的紅磚變成黑醬色,鞋子踩過往往就黏在地面,不能拔腳。有一天,大概有人和麵攤老闆取得了協議。那個傍晚,面攤沒有搭起來。倒是來了許多工人,七手八腳地搭起了一個大帳篷,佔據了整個人行道,還有半邊行車的大馬路。

  有人要辦喪事了。

  供著死者照片的道場佈置起來了,搖著鈴的道士、唱著佛的和尚、吹著嗩呐的中樂隊、打著大鼓的西樂隊、對著麥克風嘶喊的「白衣孝女何秀子」,還有那受雇而來五人一組的「五子哭母」公司哭成一團,還有那臉上塗了白粉不知是男是女的人。邊唱邊扭腰……

  日日夜夜,在我們的人行道上。

  我曾經多麼盼望員警的到來。那個時候,我是那個令人「討厭」的、「一板一眼」的女人,打電話到警察局去告狀,耳邊還有忘了取出的耳塞。偶爾,員警因為不堪其煩而來,總帶著譴責的眼光看著我:「攤販都是可憐人,為了生存,沒辦法啦!你也要同情同情嘛!」或者:「作喪事,中國人情嘛,反正喪事也不會天天有,忍一忍就好了。」

  當然,我實在也不太有抱怨的權利,只是一個房子外邊的人行道罷了;我知道,有人在買了新公寓之後,發覺樓下人家突然變成一家鐵工廠,電焊器和打鐵機每天激炸著金屬摩擦相撞敲打的巨聲,也有人突然注意到隔壁緊鄰每晚發出纏綿而不可道人的呻吟聲,門上已經掛出「按摩」的招牌,大人憂愁著不知怎麼告訴年幼的孩子「不要到隔壁去玩——」

  而同時,在我們大樓的頂樓空地,我發現有人運來了沙石水泥.正在建不知屬於誰的小屋,一棟又一棟……奇怪,當初買賣契約中不是寫明瞭:「頂樓空地由住戶共同使用」嗎?

  拔掉最後一株固執的蒲公英,我們這段人行道就像整條街其他路段——樣既整齊又清潔了,只是失去了一點闌珊浪漫之意。往後的日子裡,每個週末都是拔草的日子。草,尤其是石隙裡的野草,長得比日子的更迭還快。於是有一天,我也去買了一個小瓶子。

  面對著六十公尺長的人行道,看見黃色的野花星星似地點綴著路面,我領悟到,我從一個以任何理由都可以犧牲整潔和秩序的社會,來到一個為了整潔和秩序可以犧牲許多東西的社會。「為了整齊,」我想,一邊把小瓶子裡的液體倒進水壺裡攪和:「下毒也在所不惜吧!」

  我開始澆水。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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