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手裡有一塊錢_龍應台

我的手裡有一塊錢

　　1

　　雪天，莫斯科街頭。泥濘沾滿了長靴和裙擺。（聽說莫斯科河結凍了。）街角有堆破爛衣服——不對，是個滿臉皺紋的女人縮蹲在那裡，懷裡摟著一團毛毯——啊，毯子裡露出一張一兩歲小孩通紅的臉。

　　往大衣口袋裡掏錢；柏格莫洛夫，他是莫斯科的年輕作家，拉著我大步地走開。

　　「省省吧！」他說，「每一個角落都有，你打算給幾次？你有能力給幾次？莫斯科很大呢！」

　　走進地下道，在賣色情畫刊的攤子和散發安那其主義傳單的青年之間，又有一個裹著一身破爛的女人——她把嬰兒放在鋪著報紙的地上。

　　我的握著幾張鈔票的手，留在溫暖的大衣口袋裡，柏格莫洛夫說得不錯，我有能力給幾次？

　　我踏著大步跟著人潮往前走，雖然心裡有一點莫名的不安。

　　＊＊＊

　　臺北火車站。這個穿球鞋的年輕人低聲下氣地說：

　　「我的皮夾子被扒了，連回台中的車票都不見了，請借三百塊錢……」

　　我睜大眼睛看著他，心裡覺得強烈的痛苦：你為什麼來測驗我對人的信仰？給了你錢，我會後悔，認為你不過是個不勞而獲的騙徒，破壞了人間公平的原則，不給你錢，我會後悔，責備自己污蔑了人性中無論如何都還存在的純真。

　　還不曾考慮定，買好票回來的朋友已經一把將我拉開，嫌惡地回頭吆喝：「丟臉！」

　　我很快地被人潮淹沒。

　　＊＊＊

　　五月的德國，所有的樹都迫不及待地開滿了花。風一吹，細細碎碎的花瓣飄得漫天漫地。端著一杯咖啡，坐到蘋果樹下。蘋果正開得熱鬧。打開《國際先鋒論壇報》，頭版正中就是一張照片：一個小女孩懷裡抱著一個四肢嫌太瘦，看不出是人還是玩具的娃娃。小女孩的眼睛又圓又大，即使在黑白照片上也令人覺得清亮鑒人。照片下有兩行字：

　　「孟加拉一個小女孩抱著出生才八天的弟弟。他們無家可歸。這次水災據估有五萬人喪生。」

　　又來了。我想，一面小心地把飄落在咖啡杯裡的花瓣撚出來。搞新聞的人就愛這種照片。這很可能是一個經過設計的鏡頭——攝影記者要媽媽把八天大的嬰兒讓四歲的女兒抱著，照過相之後還塞給女人幾塊錢。他對這個鏡頭很滿意：「這樣的構圖比較有震撼效果！」

　　當然，他的照片果然上了頭版頭條。

　　如果說這張照片是經過人工配方的合成飼料，從彎彎曲曲的管道輸送下來，那麼在另一頭等著吃這合成飼料的，就是讀者這只豬。照片的配方裡，加了某種原素，可以刺激豬體內同情心的分泌。

　　「我知道我是一頭豬！」站起來，對著蘋果樹踢了一腳，「可是我至少可以決定不吃配方飼料。」

　　「我可以吃草！」

　　抬起半杯已涼的咖啡，走回屋裡。從落地玻璃窗望出去，報紙還攤在草地上，風翻著有小女孩照片的那一頁。

　　你這是什麼意思？我問自己，就在那透明的窗前。

　　照片鏡頭或許是經過設計的，可是經過設計，它就改變了小女孩正在受苦這個事實嗎？

　　現代社會將一切的價值商品化——愛情，可以由「我愛紅娘」之類的電視節目來「編制」；母愛，可以由微波爐的大小和品牌來衡量；英雄，可以由媒體來烘造，人世間的一切悲慘，也不過是供錄攝器材運作的素材，管它是革命、是地震、是戰爭或是屠殺、是擁體制或是反體制，都不過是等待著商業包裝的貨品——這，阿多諾幾十年前就看透了。你覺得徹底的反感。

　　可是反感歸反感，孟加拉的確有那麼多人瀕臨死亡，庫德族的確在遭到殘害，羅馬尼亞的孩子們的確受到虐待，衣索匹亞的確有成萬的人餓死……

　　因為不甘心讓自己的同情心和正義感也成為商品，所以你乾脆就拒絕讓感情受到震動？

　　一架噴射機，只有蒼蠅般大小，在藍天大幕上劃出一條長長的白線，轉個彎，白線竟拉出一個天大的問號。

　　2

　　籬笆外頭，有人在招手。蘋果枝椏一片花的粉白，遮住了那個人的臉，可是我想起來了：隔壁翠老太大約好要來喝杯茶，她來晚了，我也幾乎忘了這約會。

　　腰杆兒挺直的老太大很正式地和我握手，然後將左手托著的一盤蛋糕遞過來：

　　「我知道你不會有時間烘蛋糕，」她說。「所以我就烘了一個。」

　　切蛋糕的時候，她再度為遲到道歉：

　　「您知道我為什麼晚到嗎？今早在火車上，和一個年輕女人聊起來。竟然是個蘇聯人，偷偷在這兒打工掙活……才來一個月，我就把她請到家裡吃午飯，帶她逛了逛，看看德國的環境……」

　　蘇聯？我記起來了。在剛過去的這個冬天裡。翠老太大在結冰的小路上摔了一跤，差點跌壞了腿。她到小村郵局去匯款，五百馬克。匯入救濟蘇聯過冬的特別帳號。

　　每年入冬前。翠老太大會囤積四十公斤的蘋果，存在陰涼的地下室。「一次買四十斤，」她說，「可以比零買省下好幾塊錢呢！」她很得意地要我效法。

　　這樣的一個人，怎麼會踩著薄冰小路去匯五百塊錢……好多錢哪，對她而言——給一個她從不曾去過的國家，那遙遠的蘇聯？

　　「這種蛋糕，」老太太選了一塊大的，放在我碟裡，「一定要新鮮吃，隔一天都不行。」

　　我端上滾熱的茶，香氣彌漫著客廳。

　　「那個蘇聯女人，我送給她一袋衣服和化妝品，」老太太在茶里加奶，她的手背上佈滿了褐色斑點，「她顯得很難過，害我也覺得不知如何是好，似乎傷了她的自尊……她說，離開蘇聯以前，她一直以為不管怎樣蘇聯都是個世界強國哩！」

　　「我沒到過蘇聯，可是，您可以說我對這個國家有著特別複雜的感覺，」她慢慢地喝茶，「您知道德軍在二次大戰期間包圍列寧格勒的歷史吧？圍城九百多天，列城內一草一木都被啃光，到父母易子而食的地步。我不認得什麼蘇聯人，可是我覺得德國人對蘇聯人有歷史的債……我在幫著還債……」

　　她也知道她的五百馬克不知道會落在誰的手裡；她也知道一卡車一卡車來自德國的救濟物資，堵在蘇聯荒僻的轉運站口，不見得運輸得出去；她更知道蘇聯很大，再多的人再多的匯款，也不過是杯水車薪；她也看見，在電視上，「捐款蘇聯」變成一個如火如荼的媒體運動……

　　「您知道我是生在波蘭的德國人，戰敗後我們被趕出家園，流亡到德國，我那時只有廿歲，在一個小農村裡總算找到了一個小學教師的工作。住在一個沒有暖氣、沒有食物的小屋子裡。每天下課之後，您知道我幹什麼嗎？」

　　老太太微笑著，眼裡流過回憶的一點柔和：「等孩子們都走光了，我這做老師的，逐行逐排地彎腰去撿孩子們吃剩掉落的麵包碎屑，撿起來，帶回冰冷的房間，偷偷地吃……有時候，吃著吃著，眼淚就掉了下來……」

　　「當時，有些農夫，種了些馬鈴薯、番茄，知道我是個流亡的外鄉人，總會一句話不說地，在窗前放個南瓜、幾粒馬鈴薯、三兩塊麵包……」

　　「我永遠記得那些慷慨給我麵包的人。今天我有麵包吃，也希望分一塊出去，給沒有麵包的人吃。」

　　老太大眼光轉到窗外，有鳥雀來啄食我灑在草地上的玉米。她看了一會，回過頭來，說：

　　「您知道嗎？我們是連夜逃離波蘭的，蘇聯軍的炮火聲不斷地跟著我們的馬車。我的姊姊，她突然跳下車往回跑，說是要去拿什麼結婚紀念的一個東西——她就再回不來了。我後來聽說，那一夜她被蘇軍強暴了不知多少次……」

　　我們安靜地坐著，聽見教堂的鐘聲當當地響起。

　　一九九一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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