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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手裡有一塊錢


  1

  雪天,莫斯科街頭。泥濘沾滿了長靴和裙擺。(聽說莫斯科河結凍了。)街角有堆破爛衣服——不對,是個滿臉皺紋的女人縮蹲在那裡,懷裡摟著一團毛毯——啊,毯子裡露出一張一兩歲小孩通紅的臉。

  往大衣口袋裡掏錢;柏格莫洛夫,他是莫斯科的年輕作家,拉著我大步地走開。

  「省省吧!」他說,「每一個角落都有,你打算給幾次?你有能力給幾次?莫斯科很大呢!」

  走進地下道,在賣色情畫刊的攤子和散發安那其主義傳單的青年之間,又有一個裹著一身破爛的女人——她把嬰兒放在鋪著報紙的地上。

  我的握著幾張鈔票的手,留在溫暖的大衣口袋裡,柏格莫洛夫說得不錯,我有能力給幾次?

  我踏著大步跟著人潮往前走,雖然心裡有一點莫名的不安。

  ***

  臺北火車站。這個穿球鞋的年輕人低聲下氣地說:

  「我的皮夾子被扒了,連回台中的車票都不見了,請借三百塊錢……」

  我睜大眼睛看著他,心裡覺得強烈的痛苦:你為什麼來測驗我對人的信仰?給了你錢,我會後悔,認為你不過是個不勞而獲的騙徒,破壞了人間公平的原則,不給你錢,我會後悔,責備自己污蔑了人性中無論如何都還存在的純真。

  還不曾考慮定,買好票回來的朋友已經一把將我拉開,嫌惡地回頭吆喝:「丟臉!」

  我很快地被人潮淹沒。

  ***

  五月的德國,所有的樹都迫不及待地開滿了花。風一吹,細細碎碎的花瓣飄得漫天漫地。端著一杯咖啡,坐到蘋果樹下。蘋果正開得熱鬧。打開《國際先鋒論壇報》,頭版正中就是一張照片:一個小女孩懷裡抱著一個四肢嫌太瘦,看不出是人還是玩具的娃娃。小女孩的眼睛又圓又大,即使在黑白照片上也令人覺得清亮鑒人。照片下有兩行字:

  「孟加拉一個小女孩抱著出生才八天的弟弟。他們無家可歸。這次水災據估有五萬人喪生。」

  又來了。我想,一面小心地把飄落在咖啡杯裡的花瓣撚出來。搞新聞的人就愛這種照片。這很可能是一個經過設計的鏡頭——攝影記者要媽媽把八天大的嬰兒讓四歲的女兒抱著,照過相之後還塞給女人幾塊錢。他對這個鏡頭很滿意:「這樣的構圖比較有震撼效果!」

  當然,他的照片果然上了頭版頭條。

  如果說這張照片是經過人工配方的合成飼料,從彎彎曲曲的管道輸送下來,那麼在另一頭等著吃這合成飼料的,就是讀者這只豬。照片的配方裡,加了某種原素,可以刺激豬體內同情心的分泌。

  「我知道我是一頭豬!」站起來,對著蘋果樹踢了一腳,「可是我至少可以決定不吃配方飼料。」

  「我可以吃草!」

  抬起半杯已涼的咖啡,走回屋裡。從落地玻璃窗望出去,報紙還攤在草地上,風翻著有小女孩照片的那一頁。

  你這是什麼意思?我問自己,就在那透明的窗前。

  照片鏡頭或許是經過設計的,可是經過設計,它就改變了小女孩正在受苦這個事實嗎?

  現代社會將一切的價值商品化——愛情,可以由「我愛紅娘」之類的電視節目來「編制」;母愛,可以由微波爐的大小和品牌來衡量;英雄,可以由媒體來烘造,人世間的一切悲慘,也不過是供錄攝器材運作的素材,管它是革命、是地震、是戰爭或是屠殺、是擁體制或是反體制,都不過是等待著商業包裝的貨品——這,阿多諾幾十年前就看透了。你覺得徹底的反感。

  可是反感歸反感,孟加拉的確有那麼多人瀕臨死亡,庫德族的確在遭到殘害,羅馬尼亞的孩子們的確受到虐待,衣索匹亞的確有成萬的人餓死……

  因為不甘心讓自己的同情心和正義感也成為商品,所以你乾脆就拒絕讓感情受到震動?

  一架噴射機,只有蒼蠅般大小,在藍天大幕上劃出一條長長的白線,轉個彎,白線竟拉出一個天大的問號。

  2

  籬笆外頭,有人在招手。蘋果枝椏一片花的粉白,遮住了那個人的臉,可是我想起來了:隔壁翠老太大約好要來喝杯茶,她來晚了,我也幾乎忘了這約會。

  腰杆兒挺直的老太大很正式地和我握手,然後將左手托著的一盤蛋糕遞過來:

  「我知道你不會有時間烘蛋糕,」她說。「所以我就烘了一個。」

  切蛋糕的時候,她再度為遲到道歉:

  「您知道我為什麼晚到嗎?今早在火車上,和一個年輕女人聊起來。竟然是個蘇聯人,偷偷在這兒打工掙活……才來一個月,我就把她請到家裡吃午飯,帶她逛了逛,看看德國的環境……」

  蘇聯?我記起來了。在剛過去的這個冬天裡。翠老太大在結冰的小路上摔了一跤,差點跌壞了腿。她到小村郵局去匯款,五百馬克。匯入救濟蘇聯過冬的特別帳號。

  每年入冬前。翠老太大會囤積四十公斤的蘋果,存在陰涼的地下室。「一次買四十斤,」她說,「可以比零買省下好幾塊錢呢!」她很得意地要我效法。

  這樣的一個人,怎麼會踩著薄冰小路去匯五百塊錢……好多錢哪,對她而言——給一個她從不曾去過的國家,那遙遠的蘇聯?

  「這種蛋糕,」老太太選了一塊大的,放在我碟裡,「一定要新鮮吃,隔一天都不行。」

  我端上滾熱的茶,香氣彌漫著客廳。

  「那個蘇聯女人,我送給她一袋衣服和化妝品,」老太太在茶里加奶,她的手背上佈滿了褐色斑點,「她顯得很難過,害我也覺得不知如何是好,似乎傷了她的自尊……她說,離開蘇聯以前,她一直以為不管怎樣蘇聯都是個世界強國哩!」

  「我沒到過蘇聯,可是,您可以說我對這個國家有著特別複雜的感覺,」她慢慢地喝茶,「您知道德軍在二次大戰期間包圍列寧格勒的歷史吧?圍城九百多天,列城內一草一木都被啃光,到父母易子而食的地步。我不認得什麼蘇聯人,可是我覺得德國人對蘇聯人有歷史的債……我在幫著還債……」

  她也知道她的五百馬克不知道會落在誰的手裡;她也知道一卡車一卡車來自德國的救濟物資,堵在蘇聯荒僻的轉運站口,不見得運輸得出去;她更知道蘇聯很大,再多的人再多的匯款,也不過是杯水車薪;她也看見,在電視上,「捐款蘇聯」變成一個如火如荼的媒體運動……

  「您知道我是生在波蘭的德國人,戰敗後我們被趕出家園,流亡到德國,我那時只有廿歲,在一個小農村裡總算找到了一個小學教師的工作。住在一個沒有暖氣、沒有食物的小屋子裡。每天下課之後,您知道我幹什麼嗎?」

  老太太微笑著,眼裡流過回憶的一點柔和:「等孩子們都走光了,我這做老師的,逐行逐排地彎腰去撿孩子們吃剩掉落的麵包碎屑,撿起來,帶回冰冷的房間,偷偷地吃……有時候,吃著吃著,眼淚就掉了下來……」

  「當時,有些農夫,種了些馬鈴薯、番茄,知道我是個流亡的外鄉人,總會一句話不說地,在窗前放個南瓜、幾粒馬鈴薯、三兩塊麵包……」

  「我永遠記得那些慷慨給我麵包的人。今天我有麵包吃,也希望分一塊出去,給沒有麵包的人吃。」

  老太大眼光轉到窗外,有鳥雀來啄食我灑在草地上的玉米。她看了一會,回過頭來,說:

  「您知道嗎?我們是連夜逃離波蘭的,蘇聯軍的炮火聲不斷地跟著我們的馬車。我的姊姊,她突然跳下車往回跑,說是要去拿什麼結婚紀念的一個東西——她就再回不來了。我後來聽說,那一夜她被蘇軍強暴了不知多少次……」

  我們安靜地坐著,聽見教堂的鐘聲當當地響起。

  一九九一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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